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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科幻世界2005年第2期,银河奖征文)
穿过康定的那条河非常清澈,河水湍急,仿佛在城市的任何一个角落都能听到流水的奔涌之声。
康定是一座小城,据导游说,旧城大部分毁于几年前的一场洪水,现在的康定城几乎都是之后重建的。群山环抱的小城被这条十几米宽的河纵向分成两半,河水恣意、纵情地高唱。水总让人联想到柔美的女性,而康定的河,是男性化的,蕴藏着曾经摧毁一座城市的狂野力量。
那是一个闲适的夜晚,科幻世界笔会附加旅游的第三天,下午我们刚刚去38公里外的木格措领略了野人海的风貌,一堆同行的姐姐妹妹穿着藏装热闹地拍照。回来已经不早,晚饭后的自由活动才是我之所好。城市太小,就一条沿河的主干道,很快就走到了头。环顾四周重重山影,倾听一路隆隆的水声,这高原小城的夜晚有一种独特的力量,带给我心灵的宁静。
快到宾馆的时候,看见大刘、姚夫子和小罗在路边小店挑旅游商品。没说几句,大家就争着做东找地方吃东西,最后大刘以得奖为由坚持请客。那一顿烧烤吃罢,小罗告退,剩下的就都是“老人”了。大家抚今追昔,怀念起历年开会时出现过的面孔:有的是一闪而过的星,有的是共同在科幻圈努力的老友,偏偏今年的老面孔少而又少,让我们“老人”感叹不已;也说自己和对方的小说,种种实现的、未能实现的想法。不大沾酒的我不知不觉间被劝下一杯又一杯冻啤,脸也烧得红扑扑的,在酒精作用催发之下,放出了许多豪言壮语。
快十一点我们退席,刚走出小店,我忽然晕眩起来,仿佛从远处黑沉沉的山影里透出一阵怪风,吹得天旋地转。
好不容易站稳脚跟,身子也不再摇摆,我回头寻大刘和姚夫子,两人居然都已不见了,店里只见靠门边的一对食客,好像与片刻前不同,而本应在收拾桌席的老板袖着手坐在柜台里,我们刚刚饕餮一顿的乱席已被收拾得了无痕迹。
我定了定神,认为自己一定是酒劲上来了,又冲前方的夜幕里费劲儿地寻找同伴。
河岸边的小店还有三成依然在营业,灯火映照的街道上全然看不见他们的身影。
“走得真快。”我嘀咕一声。
夜色中浮着乌黑的山影、沉郁的河流,明亮的星星在夜空中列出无法辨识的阵势。
回房时又遇到一个意外。给我开门的居然是张卓。
“你回来啦,”她说“后来又去哪儿玩了?”
“你什么时候换来的?”我问。
“是你要换的呀,说方便照顾我。”张卓路上水土不服生了病,下午都没有去木格措。但她出来一路都和杂志社的编辑同屋,我一直和秦姐一间。
我忽然觉得古怪,离店的片刻间那种怪异的感觉又回来了。我觉得全身发虚,心里特别没着落,但要因此和张卓核对事实,又仿佛有点小题大做。
我试探地说:“晚上去哪儿了?我和大刘他们吃烧烤去了。还有姚夫子和小罗。”
“你什么记性啊!”张卓狐疑地横了一眼“我不是和你们一块儿吃的嘛?小罗没去。我把他想买的藏刀全买完了,他满街找藏刀去了,根本没和我们一块儿吃。”
我心里“咯噔”一下。我扑到镜子面前,脸上还泛着异样的潮红,酒劲儿还没有下去。我望着镜子里的自己,张卓穿着我几天前见过的那件大t恤(?)正在我身后梳头,用的是一把黑色宽边牛角梳,我曾经怀疑这把梳子是硬塑料的。
这应该就是原来的那个世界,难道是我的记忆力出了问题?
“我有点累就早回来了,你们刚完啊?”张卓继续说。
“是。”我迟疑地点点头,胃里有什么在搅动“你现在感觉怎么样?下午休息一下还是有效果吧。”
“你还没老吧,怎么就得上老年病了。”张卓把脸凑到我跟前,瞪圆眼睛盯着我看,她很仁慈,没有直接说我老年痴呆“我下午不是和你们一块儿去的吗?我们五个人还一起穿藏装玩cosplay呢。”
我可以清楚地看到张卓那双熟悉的带点懵懂的眼睛,和她面颊上几粒可爱的浅褐色小雀斑。
我百分百肯定这个人确实是张卓,但我也百分百地肯定她下午没去。不过我没敢说,那种“有什么不对劲”的感觉愈加强烈。当然,下午她有没有去是很容易证明的,我的相机里有四女的藏装合影,倘若如她所说,那么我拍下的就应该是五女同戏。
我面对着熟悉的面孔和熟悉的房间,一股寒意却从脚底升起。含糊地支吾几句后,我洗漱上床,临睡前有习惯要翻几页书,但我从包里掏出来的不是这次带出来的小说月报,而是杂志社新出的计算中的上帝。我怎么也想不起来什么时候弄来了这本书。好在阅读的过程相当愉快。我喜欢看聪明人写的书,同时我发现自己片刻前的惊惶是那么可笑。
不就是张卓逗我,开了几个玩笑,我怎么可以幻想自己到了另一重时空——是的,我知道自己暗地里是这么揣测的。我忘了自己只是个写科幻的。或者怪酒精。也许我还未完全清醒。
我翻转过身看张卓那边,她好像已经睡着了。
“桌儿。”我笑着叫她。
“嗳?”她双臂挣出被子,手掌在被沿上扑打了一下。
“我们约个暗号。”
“什么?”
“梳子。记住,暗号是梳子。”我瞪着浅褐黄色的天花板,心里有一种自嘲的恶意。真的,我是在讽刺那个曾经害怕过的自己。
“你真喝高了。”张卓很认真地点点头。
没多会儿我就睡着了。梦里云山雾绕,身体浮在波浪上,又像是趴在一台发动的马达上面,震得有点恶心。这个梦似乎特别长,我一直带着微弱的意识期望闹钟把我叫醒,但我却是被推醒的。大客上和我隔了一条空走道的女孩拍着我的左肩:“泸定桥到了,还睡!”
我猛睁开眼,天光让我不习惯地又闭上眼帘。应该是在昏暗的客房里的,难道是我做梦做得魇住了?
但是,日光的热度、带着汽油味的空气是真实的。我疑惑地重新睁开眼,车子正在下客,我坐在第一排靠门边走道右手边的位子,这位子是没错的,问题是上上下下的人里,没有一个是我认得的!
我脑子里嗡了一声,顿时瘫软下来:我跟错团了!
想想,再想想。
我按了一下腰间,硬硬的包还在,有钱有证件,就算跟错团也出不了什么大事,不过要马上通知杂志社的人才好,免得他们担心。
可是我怎么会跟错团呢?我坐第一排,导游不可能没有确认过我这个位置。我也完全不记得何时早饭、何时上车了。难道是我间歇性失忆?太夸张了。相比之下,走错时空的解释似乎都还正常一点。
我迟疑地下了车,打量车子的外观,黄色的旅游大客,但和原来那辆不太一样。我不敢走远,只努力在人群中寻找熟悉的面孔,却总是徒劳。泸定桥入口离车子不到30米,我左顾右盼地走近时,守在桥口那个挂着导游证的圆脸黑皮肤女孩塞给我一张门票。“十点半上车啊,十点半!”她对我嚷。
这应该就是我“现在”的导游。我尝试着和她搭话,问道:“什么时候能回成都?”
“下午五点左右吧。”她显然因为劳累而不耐烦“你今天都问三遍了。”
我被吓得不敢吱声,觉得像误入沼泽的旅人,每一步试探都可能陷入吃人的泥淖,坠入不可知的虚无。
我几乎是被导游赶着走上了摇摇晃晃的泸定桥,梦游似地躲过桥心站着拍照的旅人,朝对岸摸索过去。这时,横里叉出一个挂着一次成相机的老倌,拦路兜搭生意:“小姐拍照吗,一分钟成相三分钟可取,十块钱。”
他在我眼中的形象有点虚,其实我看谁都觉得对不准焦距,应该是心理问题。
“好吧,拍一张。”我听见自己说。
老倌身手矫捷地蹦到桥尾,让站在桥心的我做个姿势。我左手抓住充当栏杆的铁索,咧嘴露出比死还难看的奇怪笑容——当然这是照片显影后我才见识到的。
我早早回到了大客车上,拿出手机找电话簿,里面却没有随同旅游的任何一个编辑的手机号码。只能给成都的杂志社打电话了。接电话的居然是姚夫子。我瞬间失语。整个笔会人马的旅行团应该还在泸定桥前后的路上,离成都还有六七个钟头的车程。
“你什么时候回成都啊?”
回过神来时听到姚夫子在问。
“我今天傍晚吧。一路没什么熟人挺没意思的。”后句是我临时想出来的试探。
“前面去九寨沟回来大家都累得够戗,也就你还有精力继续玩。对了,还有潘海天他们去西藏了。”
我支吾了几句挂了机。
九寨沟?
杂志社举行的会后旅行去了九寨沟?我去完了又一个人来康定?而且还是用我一贯厌弃的跟团方式?
我翻过泸定桥的过桥票,明信片式的票后印着当日的戳:20040801。时间是对的。
我默默看着到时间后一个个上车的旅客,每一张面孔都是陌生的。然后那个圆脸的黑姑娘上了车,坐在梯级上,司机——一个长得有三分像赵本山的师傅,发动了引擎。
车到成都,导游的任务就结束了。我随便找了个旅馆,搁下东西就直冲卫生间,一身的冷汗,肠胃里直搅和,吐得我昏天黑地。勉强冲了个澡,也懒得吃东西,一直趴在床上想东想西。
感觉稍稍好些后,我给张卓家打了个电话。她到现在还不肯使手机,也不知她到家了没有,只能姑且一试。不料居然是她本人接的电话,张口就问我旅行如何。我说:“累吐了,我连日子都记不清了。笔会是几号开始的呀?”
“20号呀。”电话那头说“连会带玩26号结束,你歇一天居然又去海螺沟、康定了,真够有劲的,还是不行了吧?”
可笔会明明是27日才开始的,我见过邀请函。我又问:“笔会是去的九寨沟?”
“你怎么了你?老年痴呆?”
“记不记得那天我说的暗号?”
“哪天啊?我说,你病了就别说话。吐过了好好睡一觉,省得说什么错什么。”
我无力地搁下电话,脑子是木的。我想我要好好面对这次特殊情况了。
假设我一直熟悉的世界是a,张卓换房的世界也许就是b(b与a的区别还是不确定的),而眼下所在的世界却是c,感觉我离自己熟知的那个“时空”越来越远了。这种正在远离的恐惧催促我立刻打了下一个电话。
我拨了大刘的手机,然后惶恐地等待。
应声的人是大刘,我松了口气,至少这个号码还是正确的。
大刘正在北京,他说开完笔会就去北京办事,还要过几天才回山西。
虽然不好意思耗费他的漫游费,我还是厚着脸皮和他展开了一个科幻设计的讨论。
讨论的主题是,人是否可能由于某种奇妙的频率波动,进入不同的平行宇宙。
“很多科幻小说中,在a时空的主人公,我叫他张一号,进入b、c、d等不同时空时也会分别遇见张二、张三、张四他和自己的变体是共存的。不过我认为,不管进入了哪一个平行时空,只有一个张,如果那是张一,就不会存在张n。”
“你说。”大刘说。
“不过很多故事里的张进入平行时空是希望改变a中的自己,结果却无谓地进入了b、c、d,他永远无法改变张一。当然也有例外的情况,但不是平行宇宙概念的,谋杀了默罕默德的人中,张一不断求变的结果是颠覆了自己存在的基础。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张一完全不自觉地、没有任何原因就进入了b、c、d等等平行时空,而且每当进入,他就顺势成为了张二、张三、张四,但同时还保留着张一的意识。”
“这里的b、c、d之间有关联吗?”
“也许,它们和a的现实距离越来越远。”
“那也许只是一次波动。”
“波动?”
“任何生命都是一种波粒二向性的存在。这里我们只谈波。张存在的波偶然发生单向峰值的波动。比如从0升到100,假设100是峰顶,而每变化10个单位值就会进入另一个平行宇宙;但是,如果把它当成坐标值的一次波动,那么它很快会恢复正常值。张也就会回到a时空。”
“但为什么只有张一的意识存在?张二、张三到哪里去了?”
“被张一暂时占频了吧。但我认为他们其实是同时存在的。也许张一会发现自己拥有张二的身体,只是意识在频率混乱的情况下抢占了片刻的地盘。”
“什么原因可能造成这样的状况?”
大刘沉默片刻“这就要看你小说的需要了。不过没必要纠缠具体技术,你完全可以有自己的写法。”
我冒着被当成神经病的危险战战兢兢说了一句:“其实我觉得自己就是频率波动的赵一,已经进入了空间c,而且可能还会继续远离。”
电话那边显然迟疑了。
“在康定一起吃烧烤的,除了你我姚夫子小罗,有张卓吗?”我是豁出去了。
大刘很平静地回答:“我没有去过康定。”
我害怕夜晚,别提有多怕。我怕醒来发现又是一个世界。我怕那个世界里“我”的生活逐渐超出自己掌控的能力。
我怀疑梦也是一种频率变化的结果,也许所有的梦境都是源于睡眠中自身频率不稳定,被其他平行的时空接收,进入了另一个自己。
但夜幕还是温柔地降下来,月亮圆得太规整,我查了查日历,发现今天是阴历十六,十五的月亮十六圆,那么,在康定的夜晚就是阴历十五了,不知这和我的“波动”有没有关系,可我那夜并没有看到月亮。
我努力回想整个的变化过程,意外发现以前的我——这里应该叫“赵一”反而变得越来越不确定。那个我是真正存在过的吗?还是那只是我的一次“波动”而现在的时空才是我的原乡?
眼帘越来越沉重,我听到自己熟睡的呼吸——这不是语病,也不是逻辑错误。我真的听到自己熟睡后均匀、平静的呼吸。然后我完全失去了意识。
我依然是在振动中醒来的。仿佛我不是熟睡了一夜,而只是眼皮子打架,打了几秒钟的盹儿。而且我是在小三轮上,这种价格低廉的交通工具是成都的一大特色,一般短途选用比较划算。望着蹬车师傅穿着红色汗衫的后背,我好久没回过神,也不知道该说什么。直到他在一栋熟悉的院子前停下车,转过头用四川话对我说“科协到了”我这才恍然大悟地交给他十块钱——不知道说好的是多少,但肯定是够了。师傅找了我五块钱,我梦游般地说声“谢谢”一仰头,看到了大楼顶端写着“科幻世界”四个字的大牌子,牌子很朴素,并没有如a时空里那样安上霓虹灯。
我走进一楼大厅,电梯边的介绍栏灰扑扑的,上面找到了:十楼,科幻世界。
我心里咯噔了一下,a时空的科幻世界杂志社在新楼的六楼。
我坐电梯上了十楼,带着做贼心虚的感觉往里走。我还记得六年前的科幻世界杂志社,但依稀有些不同。我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进入了d时空,还是时光倒转,回到了六年前。
我一路走过了挂着“社长室”、“总编室”、“邮购部”门牌的房间,房间的门都关得紧紧的,直到“编辑室”才看到一扇虚掩的门。我在门边礼貌地扣了两下,不,这不是六年前的科幻世界,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那时编辑部的门是双面的木门,而不是这种单面的红色铁门。
房间里有人用带川音的普通话应了一句:“请进。”
我推开门,陷入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埋首工作的编辑们对我置之不理,只有那个应门的编辑转身问我:“找哪个?”
我不认识他。我不认识这屋里的任何一个人。
我觉得嘴唇发干,报了自己的名字。他没有反应。另一个编辑的脑袋从最远一排桌上垒得高高的书和杂志上冒了起来:“你就是刚才打电话问买书的那个吧?去邮购部。”
我一边嘴里不停地说着“打扰了”一边退出房间。这一刻我不知如何是好,仿佛因为杂志社的改头换面,我和原来世界的联系也彻底断了线索。
我不知道我进邮购部还有什么意义,但是我实在想不出后面该做什么。我甚至不知道我该住在哪里——昨晚入住的宾馆很可能也属于“上一个波段”
于是,我敲响了邮购部的门,一个中年男子拉开门:“有事吗?”
“我”无奈之下,我只能报上了自己的名字。
“哦,你刚查过邮单的。已经给你发出去了呀。”
我松了口气,仿佛又抓到了另一根线,虽然是那么纤细的一条线索。“我我还想再买几本别的,请你们用原来的地址给我发出去就可以了。”
果然在电脑里存了发货的地址记录。他打了一张出来,我把随便挑的四本书递给他,看着他打包。同时,我拿起桌上的一支圆珠笔,在手心里记下了那个地址:浙江省杭州市福心路285号302室。记忆中杭州并没有这样一条路。
付钱后,我离开了杂志社和多少有几分原来面貌的科协大楼,在人民南路上漫无目的地晃悠。这似乎就是我熟悉的人民南路,但是气息、感觉却不尽相同。
与本原越来越远的世界让我措手不及。所幸有过之前几次渐进的铺垫,我还能保持基本正常的精神状态。
成都的天空总是灰蒙蒙的,云层遮蔽了天空,即使在晚上,也很难看见清晰的星群。也许这个世界里的星星,和别的世界是一样的吧?我像一个白痴那样坐在花坛边的水泥板上瞪着天空,等待黑夜的降临。其实我根本不熟悉星星的位置,我的天文学知识完全不具备实践能力。
就在这个时候,我挂在腰间的小包忽然震动起来。
“在我意想不到时候,你居然就在那里——”一个女声唱着,伴着丁丁冬冬的和弦。
我忽然意识到这是手机来电。
我急忙去掏那个包,从来没有觉得自己的手脚这么笨拙,终于掏出这个跳动的小东西,我又迟疑了,不是我的西门子,也不是我知道的任何牌子,我不确定应该如何接听。
那个女声依然唱着我从来没有听过的歌曲:“我等待了那么久,你来的时候我却已经放弃
”
管他的,手机反正都差不多。我按下屏幕上的c键,希望那个符号代表话筒。
和弦停了。女声安静了。然后又一个声音,细细的,从手机一端传来:“喂。”
我战战兢兢地凑上去听。
“听得到吗?”
“听到了。”我心虚地回答。
“什么时候回来?”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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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科幻世界2005年第2期,银河奖征文)
穿过康定的那条河非常清澈,河水湍急,仿佛在城市的任何一个角落都能听到流水的奔涌之声。
康定是一座小城,据导游说,旧城大部分毁于几年前的一场洪水,现在的康定城几乎都是之后重建的。群山环抱的小城被这条十几米宽的河纵向分成两半,河水恣意、纵情地高唱。水总让人联想到柔美的女性,而康定的河,是男性化的,蕴藏着曾经摧毁一座城市的狂野力量。
那是一个闲适的夜晚,科幻世界笔会附加旅游的第三天,下午我们刚刚去38公里外的木格措领略了野人海的风貌,一堆同行的姐姐妹妹穿着藏装热闹地拍照。回来已经不早,晚饭后的自由活动才是我之所好。城市太小,就一条沿河的主干道,很快就走到了头。环顾四周重重山影,倾听一路隆隆的水声,这高原小城的夜晚有一种独特的力量,带给我心灵的宁静。
快到宾馆的时候,看见大刘、姚夫子和小罗在路边小店挑旅游商品。没说几句,大家就争着做东找地方吃东西,最后大刘以得奖为由坚持请客。那一顿烧烤吃罢,小罗告退,剩下的就都是“老人”了。大家抚今追昔,怀念起历年开会时出现过的面孔:有的是一闪而过的星,有的是共同在科幻圈努力的老友,偏偏今年的老面孔少而又少,让我们“老人”感叹不已;也说自己和对方的小说,种种实现的、未能实现的想法。不大沾酒的我不知不觉间被劝下一杯又一杯冻啤,脸也烧得红扑扑的,在酒精作用催发之下,放出了许多豪言壮语。
快十一点我们退席,刚走出小店,我忽然晕眩起来,仿佛从远处黑沉沉的山影里透出一阵怪风,吹得天旋地转。
好不容易站稳脚跟,身子也不再摇摆,我回头寻大刘和姚夫子,两人居然都已不见了,店里只见靠门边的一对食客,好像与片刻前不同,而本应在收拾桌席的老板袖着手坐在柜台里,我们刚刚饕餮一顿的乱席已被收拾得了无痕迹。
我定了定神,认为自己一定是酒劲上来了,又冲前方的夜幕里费劲儿地寻找同伴。
河岸边的小店还有三成依然在营业,灯火映照的街道上全然看不见他们的身影。
“走得真快。”我嘀咕一声。
夜色中浮着乌黑的山影、沉郁的河流,明亮的星星在夜空中列出无法辨识的阵势。
回房时又遇到一个意外。给我开门的居然是张卓。
“你回来啦,”她说“后来又去哪儿玩了?”
“你什么时候换来的?”我问。
“是你要换的呀,说方便照顾我。”张卓路上水土不服生了病,下午都没有去木格措。但她出来一路都和杂志社的编辑同屋,我一直和秦姐一间。
我忽然觉得古怪,离店的片刻间那种怪异的感觉又回来了。我觉得全身发虚,心里特别没着落,但要因此和张卓核对事实,又仿佛有点小题大做。
我试探地说:“晚上去哪儿了?我和大刘他们吃烧烤去了。还有姚夫子和小罗。”
“你什么记性啊!”张卓狐疑地横了一眼“我不是和你们一块儿吃的嘛?小罗没去。我把他想买的藏刀全买完了,他满街找藏刀去了,根本没和我们一块儿吃。”
我心里“咯噔”一下。我扑到镜子面前,脸上还泛着异样的潮红,酒劲儿还没有下去。我望着镜子里的自己,张卓穿着我几天前见过的那件大t恤(?)正在我身后梳头,用的是一把黑色宽边牛角梳,我曾经怀疑这把梳子是硬塑料的。
这应该就是原来的那个世界,难道是我的记忆力出了问题?
“我有点累就早回来了,你们刚完啊?”张卓继续说。
“是。”我迟疑地点点头,胃里有什么在搅动“你现在感觉怎么样?下午休息一下还是有效果吧。”
“你还没老吧,怎么就得上老年病了。”张卓把脸凑到我跟前,瞪圆眼睛盯着我看,她很仁慈,没有直接说我老年痴呆“我下午不是和你们一块儿去的吗?我们五个人还一起穿藏装玩cosplay呢。”
我可以清楚地看到张卓那双熟悉的带点懵懂的眼睛,和她面颊上几粒可爱的浅褐色小雀斑。
我百分百肯定这个人确实是张卓,但我也百分百地肯定她下午没去。不过我没敢说,那种“有什么不对劲”的感觉愈加强烈。当然,下午她有没有去是很容易证明的,我的相机里有四女的藏装合影,倘若如她所说,那么我拍下的就应该是五女同戏。
我面对着熟悉的面孔和熟悉的房间,一股寒意却从脚底升起。含糊地支吾几句后,我洗漱上床,临睡前有习惯要翻几页书,但我从包里掏出来的不是这次带出来的小说月报,而是杂志社新出的计算中的上帝。我怎么也想不起来什么时候弄来了这本书。好在阅读的过程相当愉快。我喜欢看聪明人写的书,同时我发现自己片刻前的惊惶是那么可笑。
不就是张卓逗我,开了几个玩笑,我怎么可以幻想自己到了另一重时空——是的,我知道自己暗地里是这么揣测的。我忘了自己只是个写科幻的。或者怪酒精。也许我还未完全清醒。
我翻转过身看张卓那边,她好像已经睡着了。
“桌儿。”我笑着叫她。
“嗳?”她双臂挣出被子,手掌在被沿上扑打了一下。
“我们约个暗号。”
“什么?”
“梳子。记住,暗号是梳子。”我瞪着浅褐黄色的天花板,心里有一种自嘲的恶意。真的,我是在讽刺那个曾经害怕过的自己。
“你真喝高了。”张卓很认真地点点头。
没多会儿我就睡着了。梦里云山雾绕,身体浮在波浪上,又像是趴在一台发动的马达上面,震得有点恶心。这个梦似乎特别长,我一直带着微弱的意识期望闹钟把我叫醒,但我却是被推醒的。大客上和我隔了一条空走道的女孩拍着我的左肩:“泸定桥到了,还睡!”
我猛睁开眼,天光让我不习惯地又闭上眼帘。应该是在昏暗的客房里的,难道是我做梦做得魇住了?
但是,日光的热度、带着汽油味的空气是真实的。我疑惑地重新睁开眼,车子正在下客,我坐在第一排靠门边走道右手边的位子,这位子是没错的,问题是上上下下的人里,没有一个是我认得的!
我脑子里嗡了一声,顿时瘫软下来:我跟错团了!
想想,再想想。
我按了一下腰间,硬硬的包还在,有钱有证件,就算跟错团也出不了什么大事,不过要马上通知杂志社的人才好,免得他们担心。
可是我怎么会跟错团呢?我坐第一排,导游不可能没有确认过我这个位置。我也完全不记得何时早饭、何时上车了。难道是我间歇性失忆?太夸张了。相比之下,走错时空的解释似乎都还正常一点。
我迟疑地下了车,打量车子的外观,黄色的旅游大客,但和原来那辆不太一样。我不敢走远,只努力在人群中寻找熟悉的面孔,却总是徒劳。泸定桥入口离车子不到30米,我左顾右盼地走近时,守在桥口那个挂着导游证的圆脸黑皮肤女孩塞给我一张门票。“十点半上车啊,十点半!”她对我嚷。
这应该就是我“现在”的导游。我尝试着和她搭话,问道:“什么时候能回成都?”
“下午五点左右吧。”她显然因为劳累而不耐烦“你今天都问三遍了。”
我被吓得不敢吱声,觉得像误入沼泽的旅人,每一步试探都可能陷入吃人的泥淖,坠入不可知的虚无。
我几乎是被导游赶着走上了摇摇晃晃的泸定桥,梦游似地躲过桥心站着拍照的旅人,朝对岸摸索过去。这时,横里叉出一个挂着一次成相机的老倌,拦路兜搭生意:“小姐拍照吗,一分钟成相三分钟可取,十块钱。”
他在我眼中的形象有点虚,其实我看谁都觉得对不准焦距,应该是心理问题。
“好吧,拍一张。”我听见自己说。
老倌身手矫捷地蹦到桥尾,让站在桥心的我做个姿势。我左手抓住充当栏杆的铁索,咧嘴露出比死还难看的奇怪笑容——当然这是照片显影后我才见识到的。
我早早回到了大客车上,拿出手机找电话簿,里面却没有随同旅游的任何一个编辑的手机号码。只能给成都的杂志社打电话了。接电话的居然是姚夫子。我瞬间失语。整个笔会人马的旅行团应该还在泸定桥前后的路上,离成都还有六七个钟头的车程。
“你什么时候回成都啊?”
回过神来时听到姚夫子在问。
“我今天傍晚吧。一路没什么熟人挺没意思的。”后句是我临时想出来的试探。
“前面去九寨沟回来大家都累得够戗,也就你还有精力继续玩。对了,还有潘海天他们去西藏了。”
我支吾了几句挂了机。
九寨沟?
杂志社举行的会后旅行去了九寨沟?我去完了又一个人来康定?而且还是用我一贯厌弃的跟团方式?
我翻过泸定桥的过桥票,明信片式的票后印着当日的戳:20040801。时间是对的。
我默默看着到时间后一个个上车的旅客,每一张面孔都是陌生的。然后那个圆脸的黑姑娘上了车,坐在梯级上,司机——一个长得有三分像赵本山的师傅,发动了引擎。
车到成都,导游的任务就结束了。我随便找了个旅馆,搁下东西就直冲卫生间,一身的冷汗,肠胃里直搅和,吐得我昏天黑地。勉强冲了个澡,也懒得吃东西,一直趴在床上想东想西。
感觉稍稍好些后,我给张卓家打了个电话。她到现在还不肯使手机,也不知她到家了没有,只能姑且一试。不料居然是她本人接的电话,张口就问我旅行如何。我说:“累吐了,我连日子都记不清了。笔会是几号开始的呀?”
“20号呀。”电话那头说“连会带玩26号结束,你歇一天居然又去海螺沟、康定了,真够有劲的,还是不行了吧?”
可笔会明明是27日才开始的,我见过邀请函。我又问:“笔会是去的九寨沟?”
“你怎么了你?老年痴呆?”
“记不记得那天我说的暗号?”
“哪天啊?我说,你病了就别说话。吐过了好好睡一觉,省得说什么错什么。”
我无力地搁下电话,脑子是木的。我想我要好好面对这次特殊情况了。
假设我一直熟悉的世界是a,张卓换房的世界也许就是b(b与a的区别还是不确定的),而眼下所在的世界却是c,感觉我离自己熟知的那个“时空”越来越远了。这种正在远离的恐惧催促我立刻打了下一个电话。
我拨了大刘的手机,然后惶恐地等待。
应声的人是大刘,我松了口气,至少这个号码还是正确的。
大刘正在北京,他说开完笔会就去北京办事,还要过几天才回山西。
虽然不好意思耗费他的漫游费,我还是厚着脸皮和他展开了一个科幻设计的讨论。
讨论的主题是,人是否可能由于某种奇妙的频率波动,进入不同的平行宇宙。
“很多科幻小说中,在a时空的主人公,我叫他张一号,进入b、c、d等不同时空时也会分别遇见张二、张三、张四他和自己的变体是共存的。不过我认为,不管进入了哪一个平行时空,只有一个张,如果那是张一,就不会存在张n。”
“你说。”大刘说。
“不过很多故事里的张进入平行时空是希望改变a中的自己,结果却无谓地进入了b、c、d,他永远无法改变张一。当然也有例外的情况,但不是平行宇宙概念的,谋杀了默罕默德的人中,张一不断求变的结果是颠覆了自己存在的基础。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张一完全不自觉地、没有任何原因就进入了b、c、d等等平行时空,而且每当进入,他就顺势成为了张二、张三、张四,但同时还保留着张一的意识。”
“这里的b、c、d之间有关联吗?”
“也许,它们和a的现实距离越来越远。”
“那也许只是一次波动。”
“波动?”
“任何生命都是一种波粒二向性的存在。这里我们只谈波。张存在的波偶然发生单向峰值的波动。比如从0升到100,假设100是峰顶,而每变化10个单位值就会进入另一个平行宇宙;但是,如果把它当成坐标值的一次波动,那么它很快会恢复正常值。张也就会回到a时空。”
“但为什么只有张一的意识存在?张二、张三到哪里去了?”
“被张一暂时占频了吧。但我认为他们其实是同时存在的。也许张一会发现自己拥有张二的身体,只是意识在频率混乱的情况下抢占了片刻的地盘。”
“什么原因可能造成这样的状况?”
大刘沉默片刻“这就要看你小说的需要了。不过没必要纠缠具体技术,你完全可以有自己的写法。”
我冒着被当成神经病的危险战战兢兢说了一句:“其实我觉得自己就是频率波动的赵一,已经进入了空间c,而且可能还会继续远离。”
电话那边显然迟疑了。
“在康定一起吃烧烤的,除了你我姚夫子小罗,有张卓吗?”我是豁出去了。
大刘很平静地回答:“我没有去过康定。”
我害怕夜晚,别提有多怕。我怕醒来发现又是一个世界。我怕那个世界里“我”的生活逐渐超出自己掌控的能力。
我怀疑梦也是一种频率变化的结果,也许所有的梦境都是源于睡眠中自身频率不稳定,被其他平行的时空接收,进入了另一个自己。
但夜幕还是温柔地降下来,月亮圆得太规整,我查了查日历,发现今天是阴历十六,十五的月亮十六圆,那么,在康定的夜晚就是阴历十五了,不知这和我的“波动”有没有关系,可我那夜并没有看到月亮。
我努力回想整个的变化过程,意外发现以前的我——这里应该叫“赵一”反而变得越来越不确定。那个我是真正存在过的吗?还是那只是我的一次“波动”而现在的时空才是我的原乡?
眼帘越来越沉重,我听到自己熟睡的呼吸——这不是语病,也不是逻辑错误。我真的听到自己熟睡后均匀、平静的呼吸。然后我完全失去了意识。
我依然是在振动中醒来的。仿佛我不是熟睡了一夜,而只是眼皮子打架,打了几秒钟的盹儿。而且我是在小三轮上,这种价格低廉的交通工具是成都的一大特色,一般短途选用比较划算。望着蹬车师傅穿着红色汗衫的后背,我好久没回过神,也不知道该说什么。直到他在一栋熟悉的院子前停下车,转过头用四川话对我说“科协到了”我这才恍然大悟地交给他十块钱——不知道说好的是多少,但肯定是够了。师傅找了我五块钱,我梦游般地说声“谢谢”一仰头,看到了大楼顶端写着“科幻世界”四个字的大牌子,牌子很朴素,并没有如a时空里那样安上霓虹灯。
我走进一楼大厅,电梯边的介绍栏灰扑扑的,上面找到了:十楼,科幻世界。
我心里咯噔了一下,a时空的科幻世界杂志社在新楼的六楼。
我坐电梯上了十楼,带着做贼心虚的感觉往里走。我还记得六年前的科幻世界杂志社,但依稀有些不同。我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进入了d时空,还是时光倒转,回到了六年前。
我一路走过了挂着“社长室”、“总编室”、“邮购部”门牌的房间,房间的门都关得紧紧的,直到“编辑室”才看到一扇虚掩的门。我在门边礼貌地扣了两下,不,这不是六年前的科幻世界,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那时编辑部的门是双面的木门,而不是这种单面的红色铁门。
房间里有人用带川音的普通话应了一句:“请进。”
我推开门,陷入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埋首工作的编辑们对我置之不理,只有那个应门的编辑转身问我:“找哪个?”
我不认识他。我不认识这屋里的任何一个人。
我觉得嘴唇发干,报了自己的名字。他没有反应。另一个编辑的脑袋从最远一排桌上垒得高高的书和杂志上冒了起来:“你就是刚才打电话问买书的那个吧?去邮购部。”
我一边嘴里不停地说着“打扰了”一边退出房间。这一刻我不知如何是好,仿佛因为杂志社的改头换面,我和原来世界的联系也彻底断了线索。
我不知道我进邮购部还有什么意义,但是我实在想不出后面该做什么。我甚至不知道我该住在哪里——昨晚入住的宾馆很可能也属于“上一个波段”
于是,我敲响了邮购部的门,一个中年男子拉开门:“有事吗?”
“我”无奈之下,我只能报上了自己的名字。
“哦,你刚查过邮单的。已经给你发出去了呀。”
我松了口气,仿佛又抓到了另一根线,虽然是那么纤细的一条线索。“我我还想再买几本别的,请你们用原来的地址给我发出去就可以了。”
果然在电脑里存了发货的地址记录。他打了一张出来,我把随便挑的四本书递给他,看着他打包。同时,我拿起桌上的一支圆珠笔,在手心里记下了那个地址:浙江省杭州市福心路285号302室。记忆中杭州并没有这样一条路。
付钱后,我离开了杂志社和多少有几分原来面貌的科协大楼,在人民南路上漫无目的地晃悠。这似乎就是我熟悉的人民南路,但是气息、感觉却不尽相同。
与本原越来越远的世界让我措手不及。所幸有过之前几次渐进的铺垫,我还能保持基本正常的精神状态。
成都的天空总是灰蒙蒙的,云层遮蔽了天空,即使在晚上,也很难看见清晰的星群。也许这个世界里的星星,和别的世界是一样的吧?我像一个白痴那样坐在花坛边的水泥板上瞪着天空,等待黑夜的降临。其实我根本不熟悉星星的位置,我的天文学知识完全不具备实践能力。
就在这个时候,我挂在腰间的小包忽然震动起来。
“在我意想不到时候,你居然就在那里——”一个女声唱着,伴着丁丁冬冬的和弦。
我忽然意识到这是手机来电。
我急忙去掏那个包,从来没有觉得自己的手脚这么笨拙,终于掏出这个跳动的小东西,我又迟疑了,不是我的西门子,也不是我知道的任何牌子,我不确定应该如何接听。
那个女声依然唱着我从来没有听过的歌曲:“我等待了那么久,你来的时候我却已经放弃
”
管他的,手机反正都差不多。我按下屏幕上的c键,希望那个符号代表话筒。
和弦停了。女声安静了。然后又一个声音,细细的,从手机一端传来:“喂。”
我战战兢兢地凑上去听。
“听得到吗?”
“听到了。”我心虚地回答。
“什么时候回来?”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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