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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新儒学的重要代表，被港台学界誉为“文化意识宇宙的巨人”的唐君毅先
生，公元1909年1月17日（清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生于四川宜宾县，在兄
妹五人中居长。其先祖本为广东五华人，六世祖时移居四川，以制糖起家，渐置田
产，家道殷实。其父迪风，17岁即中秀才，后曾在南京支那内学院从佛学大师欧阳
竟无先生研习内典。一生主要致力于文化、教育工作。其为学精博，于文字音韵、
儒家经义造诣高深。曾仿章太炎新方言而作广新方言，并有孟子大义
一书传世。其为人秉性刚直，不为权倾，不为利折，被欧阳大师称许为“可以适道”
之人。其母陈大任，早年就学于成都淑行女校（即第一女子师范前身），后曾任教
于简阳女子师范、成都敬业中学等，不几年即赋闲在家，专事操家育子之责，一为
人情挚意扑，品性高洁，欧阳大师曾比之为“孟母”其在闲暇之时，偶亦赋诗填
词，今存诗330余首、词40阙，后辑为思复堂遗诗传世。如此良好家学、家风，
于唐君毅之成长及一生人格之塑造影响颇大。
唐君毅幼承庭训，10岁即开始背诵说文解字。11岁时入学于成都省立第一
师范附小，次年，因其父被聘于重庆联合中学任教而转至该中学就学。在居重庆的
4年中，唐氏早慧的心灵已开始渐渐显发。据他本人后来回忆说：有一次，当他听到
父亲诵读孟子去齐的一段古文时，刹然间被孟子那种凛然浩气感动得涕泣不已，令
其父大感惊诧。又因家居江滨，暇时常到朝天门码头前，静观两江（长江和嘉陵江）
汇合之处之潮涨潮落。因见江中石头忽隐忽现，遂生玄想：被江水淹没后的石头是
否还存在？对诸如此类看似浅显实则深奥的问题的思索与回答虽不免幼稚、简单，
但毕竟不再懵然无知。也就是在对他日常生活中所行所思的细心观察中，其父已觉
察到少年的唐君毅深具哲思的慧根而着力加以培养。此间，他已开始广泛地阅读各
种书籍。当他读到有关介绍唯识论的文章时，认为唯识所讲“万相皆识所变现”的
“万法唯识”论很有道理，深契其心；当他读孟子、荀子等先秦典籍时，
又引发了他对人性善恶问题的思索，认为孟荀皆主性有善恶，不同之处在于孟子将
人性之恶的一面叫作“欲”而荀子将善的一面称为“心”并据此而著文5000余
言，自证其说，还与其父辩难不已。尤其是当他读到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
哲学一书时，颇多启发。梁氏将人类文化之最后归宿归在佛家一向之论，少年唐
君毅深以为然，认为人生的最大快乐就是去尽一切欲望。但他又对梁的“直觉”说
颇为不满。认为如事事皆凭直觉，便毫无道理可言。总之，唐君毅这一时期的勤学
善思为他日后的治学之路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7岁时，唐君毅就读于北京中俄大学，不久又转入北京大学。在北大时，他经
常去听梁启超、胡适等人的讲演，受益匪浅，但对胡适所倡导的“全盘西化”论却
极不赞同。尤其是1927年初，适逢梁漱溟先生受北大之邀作长篇学术讲演，唐君毅
有幸列座，亲聆宏论，契悟良多，其间还颇得梁先生垂询关照，深感于怀。同年夏
天，唐又转至南京中央大学哲学系，受学于著名学者方东美、宗白华等，开始系统
接受哲学（尤其是方东美的新实在论）训练。其间，著名学者熊十力曾应邀到中大
讲学，专讲新唯识论。唐君毅亦前往听讲，但由于他正沉潜于西方哲学而对中国传
统哲学用心不深，故对熊氏所论“宇宙有一大生命”一说之精义始终不能领悟，认
为哲学之义必经由科学之途方能证得，并以此意于课堂上请教熊先生，但熊却笑而
不答，请其自悟。
在大学求学期间，唐君毅深受西方哲学的影响，尤其是方东美主讲的新实在论
哲学。他后来回忆说：“在大学念哲学，我喜欢实在论，不喜欢唯心论。”他说的
“实在论”是指英美的新实在论哲学。他说：“新实在论使我相信可能被经验而
未被经验之潜在的共相一定是有的。当我由相信宇宙间有无数可能存在的潜在的共
相，其中包含了无穷之真美善等价值时，使我生了无数的欢喜。”但后来，由于读
了大受新实在论者攻击的英国哲学家勃拉德莱的著作现象与实在，受其启发而
去读康德、黑格尔著作“读了黑格尔之精神现象学，才知除新实在论者一往
平铺的哲学境界外，另有层层向上升高之哲学境界。”由此，他开始由新实在论转
向黑格尔的主观唯心主义，并在他以后的哲学研究中，明显地深受黑格尔的哲学及
其方法的影响。
在读大学期间，唐君毅已基本形成了一套较完整的对人生的看法。他认为，人
之心灵乃一超拔自觉的生命存在，而物质的身体乃是对此心灵生命的束缚，心灵生
命常因其自觉性而求超拔于物外。因此，人之生命时常处在自觉的心灵与不自觉的
物质的冲突之中。而唯有自觉的心灵超脱于不自觉的物质的束缚时，人之生命才进
达于一至高的境界。而人之心灵超脱于物质束缚的唯一办法乃是“绝欲”只有弃
绝一切欲望与杂念，才能达到一种类似佛教涅槃的超升境界。
1929年，唐君毅因故休学一年，返回成都，并在四川大学暂任西洋哲学史教职。
1932年，在他23岁时，于中央大学哲学系毕业，旋返成都教中学。次年初，又受母
校之聘，回中央大学任哲学系助教，1936年始升任讲师。这一时期的唐君毅，年轻
气盛，雄姿英发，心志齐天，常自觉于宇宙人生之根本真理，早已了然于心，洞见
无余，足可开拓万古之心胸，推倒一世之豪杰。其情也真，其气也狂！他还在玄武
湖畔的无数次缓步默想中，心仪天地。神通万古，终于悟得“精神生活之至极者，
则为圣为佛”慨然有希圣之志！
此后数年，他置身于教育学术界，驰骋古今，会通中西，为弘扬佛学，为中华
文化之返本开新而覃思竭虑，矢志不渝。1939年，在他31岁时，始著人生之体验
一书。书中博采中西先哲之言，直陈人生理趣，以透显对人生光明一面之柔情，并
以梁启超诗句“世界无穷愿无尽，海天寥阔立多时”之意为理想人格之归宿。不久，
他又写成道德之实践（后收入道德自我之建立一书），提出道德的本质为
自觉的自己支配自己，以超越现实的自我。1941年，唐君毅在重庆结识牟宗三，因
谈说甚为相契，遂结为知己，终生不渝。1944年，唐君毅升任教授，并被全系教师
椎举担任中大哲学系主任。同时，他正式出版了人生之体验与道德自我之建
立。在后一部书里，他从道德生活之本质＼道德自我之根源及人心之本体等三方
面立论，明确提出了超越自我，于当下一念中自觉的自己支配自己，以建立道德自
我的中心思想。书中所论，皆是他顺着自己向内向上之性情，以开启人生之智慧，
完善道德自我，确立人生方向。其言纯恳真挚，情理交融，充分体现出作者那种超
拔向上之道德劲力和醇厚挚美之道德心灵。从这两部书中，透显出作者那种真切深
微的人生体验，这种体验表现为一方面反观自己，一方面又照察人生全幅的内容和
整个过程，表现出一种超拔不俗的内向反省和向上提升，内中所显示的，不止是理
想主义的情调，更充分表现出理想主义的精神。牟宗三读此二书时，曾赞叹之为
“精诚侧但，仁智双彰，一是实皆理之流露，而并世无两者也。”（牟著认识心
之批判序）这两部书的出版，标志着唐君毅的思想已趋于成熟。
1947年秋，唐君毅因中央大学无理拒聘其好友牟宗三而愤然离去，转任无锡私
立江南大学教授兼教务长。1949年4月，应广州私立华侨大学之聘与钱穆先生联袂南
下赴教职。当此之际，国民党败势已定，全国解放在即，唐君毅心怀疑虑，遂于8月
离粤赴港，并发表至圣先师孔子二千五百年纪念一文，重塑孔子之世界地位，
称孔子之精神不止于对真理的追求与虔敬，还有继承过去文化，重建当时文化，开
启后世文化的宏大气魄。文中流露出作者强烈的文化使命感和承担感。同年10月，
为了给离开大陆到香港的青年学子以继续学习的机会，唐君毅应钱穆之倡，会同张
丕介、程兆熊诸君在香港创办文商专科夜校。次年10月，改夜校为日校，并将校名
改为“新亚书院”寓“重新赋予亚洲以新生命”之意。钱穆明确提出书院的宗旨
为：“上溯宋明书院讲学精神，并旁采西欧导师制度，以人文主义教育为宗旨，沟
通世界... -->>
现代新儒学的重要代表，被港台学界誉为“文化意识宇宙的巨人”的唐君毅先
生，公元1909年1月17日（清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生于四川宜宾县，在兄
妹五人中居长。其先祖本为广东五华人，六世祖时移居四川，以制糖起家，渐置田
产，家道殷实。其父迪风，17岁即中秀才，后曾在南京支那内学院从佛学大师欧阳
竟无先生研习内典。一生主要致力于文化、教育工作。其为学精博，于文字音韵、
儒家经义造诣高深。曾仿章太炎新方言而作广新方言，并有孟子大义
一书传世。其为人秉性刚直，不为权倾，不为利折，被欧阳大师称许为“可以适道”
之人。其母陈大任，早年就学于成都淑行女校（即第一女子师范前身），后曾任教
于简阳女子师范、成都敬业中学等，不几年即赋闲在家，专事操家育子之责，一为
人情挚意扑，品性高洁，欧阳大师曾比之为“孟母”其在闲暇之时，偶亦赋诗填
词，今存诗330余首、词40阙，后辑为思复堂遗诗传世。如此良好家学、家风，
于唐君毅之成长及一生人格之塑造影响颇大。
唐君毅幼承庭训，10岁即开始背诵说文解字。11岁时入学于成都省立第一
师范附小，次年，因其父被聘于重庆联合中学任教而转至该中学就学。在居重庆的
4年中，唐氏早慧的心灵已开始渐渐显发。据他本人后来回忆说：有一次，当他听到
父亲诵读孟子去齐的一段古文时，刹然间被孟子那种凛然浩气感动得涕泣不已，令
其父大感惊诧。又因家居江滨，暇时常到朝天门码头前，静观两江（长江和嘉陵江）
汇合之处之潮涨潮落。因见江中石头忽隐忽现，遂生玄想：被江水淹没后的石头是
否还存在？对诸如此类看似浅显实则深奥的问题的思索与回答虽不免幼稚、简单，
但毕竟不再懵然无知。也就是在对他日常生活中所行所思的细心观察中，其父已觉
察到少年的唐君毅深具哲思的慧根而着力加以培养。此间，他已开始广泛地阅读各
种书籍。当他读到有关介绍唯识论的文章时，认为唯识所讲“万相皆识所变现”的
“万法唯识”论很有道理，深契其心；当他读孟子、荀子等先秦典籍时，
又引发了他对人性善恶问题的思索，认为孟荀皆主性有善恶，不同之处在于孟子将
人性之恶的一面叫作“欲”而荀子将善的一面称为“心”并据此而著文5000余
言，自证其说，还与其父辩难不已。尤其是当他读到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
哲学一书时，颇多启发。梁氏将人类文化之最后归宿归在佛家一向之论，少年唐
君毅深以为然，认为人生的最大快乐就是去尽一切欲望。但他又对梁的“直觉”说
颇为不满。认为如事事皆凭直觉，便毫无道理可言。总之，唐君毅这一时期的勤学
善思为他日后的治学之路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7岁时，唐君毅就读于北京中俄大学，不久又转入北京大学。在北大时，他经
常去听梁启超、胡适等人的讲演，受益匪浅，但对胡适所倡导的“全盘西化”论却
极不赞同。尤其是1927年初，适逢梁漱溟先生受北大之邀作长篇学术讲演，唐君毅
有幸列座，亲聆宏论，契悟良多，其间还颇得梁先生垂询关照，深感于怀。同年夏
天，唐又转至南京中央大学哲学系，受学于著名学者方东美、宗白华等，开始系统
接受哲学（尤其是方东美的新实在论）训练。其间，著名学者熊十力曾应邀到中大
讲学，专讲新唯识论。唐君毅亦前往听讲，但由于他正沉潜于西方哲学而对中国传
统哲学用心不深，故对熊氏所论“宇宙有一大生命”一说之精义始终不能领悟，认
为哲学之义必经由科学之途方能证得，并以此意于课堂上请教熊先生，但熊却笑而
不答，请其自悟。
在大学求学期间，唐君毅深受西方哲学的影响，尤其是方东美主讲的新实在论
哲学。他后来回忆说：“在大学念哲学，我喜欢实在论，不喜欢唯心论。”他说的
“实在论”是指英美的新实在论哲学。他说：“新实在论使我相信可能被经验而
未被经验之潜在的共相一定是有的。当我由相信宇宙间有无数可能存在的潜在的共
相，其中包含了无穷之真美善等价值时，使我生了无数的欢喜。”但后来，由于读
了大受新实在论者攻击的英国哲学家勃拉德莱的著作现象与实在，受其启发而
去读康德、黑格尔著作“读了黑格尔之精神现象学，才知除新实在论者一往
平铺的哲学境界外，另有层层向上升高之哲学境界。”由此，他开始由新实在论转
向黑格尔的主观唯心主义，并在他以后的哲学研究中，明显地深受黑格尔的哲学及
其方法的影响。
在读大学期间，唐君毅已基本形成了一套较完整的对人生的看法。他认为，人
之心灵乃一超拔自觉的生命存在，而物质的身体乃是对此心灵生命的束缚，心灵生
命常因其自觉性而求超拔于物外。因此，人之生命时常处在自觉的心灵与不自觉的
物质的冲突之中。而唯有自觉的心灵超脱于不自觉的物质的束缚时，人之生命才进
达于一至高的境界。而人之心灵超脱于物质束缚的唯一办法乃是“绝欲”只有弃
绝一切欲望与杂念，才能达到一种类似佛教涅槃的超升境界。
1929年，唐君毅因故休学一年，返回成都，并在四川大学暂任西洋哲学史教职。
1932年，在他23岁时，于中央大学哲学系毕业，旋返成都教中学。次年初，又受母
校之聘，回中央大学任哲学系助教，1936年始升任讲师。这一时期的唐君毅，年轻
气盛，雄姿英发，心志齐天，常自觉于宇宙人生之根本真理，早已了然于心，洞见
无余，足可开拓万古之心胸，推倒一世之豪杰。其情也真，其气也狂！他还在玄武
湖畔的无数次缓步默想中，心仪天地。神通万古，终于悟得“精神生活之至极者，
则为圣为佛”慨然有希圣之志！
此后数年，他置身于教育学术界，驰骋古今，会通中西，为弘扬佛学，为中华
文化之返本开新而覃思竭虑，矢志不渝。1939年，在他31岁时，始著人生之体验
一书。书中博采中西先哲之言，直陈人生理趣，以透显对人生光明一面之柔情，并
以梁启超诗句“世界无穷愿无尽，海天寥阔立多时”之意为理想人格之归宿。不久，
他又写成道德之实践（后收入道德自我之建立一书），提出道德的本质为
自觉的自己支配自己，以超越现实的自我。1941年，唐君毅在重庆结识牟宗三，因
谈说甚为相契，遂结为知己，终生不渝。1944年，唐君毅升任教授，并被全系教师
椎举担任中大哲学系主任。同时，他正式出版了人生之体验与道德自我之建
立。在后一部书里，他从道德生活之本质＼道德自我之根源及人心之本体等三方
面立论，明确提出了超越自我，于当下一念中自觉的自己支配自己，以建立道德自
我的中心思想。书中所论，皆是他顺着自己向内向上之性情，以开启人生之智慧，
完善道德自我，确立人生方向。其言纯恳真挚，情理交融，充分体现出作者那种超
拔向上之道德劲力和醇厚挚美之道德心灵。从这两部书中，透显出作者那种真切深
微的人生体验，这种体验表现为一方面反观自己，一方面又照察人生全幅的内容和
整个过程，表现出一种超拔不俗的内向反省和向上提升，内中所显示的，不止是理
想主义的情调，更充分表现出理想主义的精神。牟宗三读此二书时，曾赞叹之为
“精诚侧但，仁智双彰，一是实皆理之流露，而并世无两者也。”（牟著认识心
之批判序）这两部书的出版，标志着唐君毅的思想已趋于成熟。
1947年秋，唐君毅因中央大学无理拒聘其好友牟宗三而愤然离去，转任无锡私
立江南大学教授兼教务长。1949年4月，应广州私立华侨大学之聘与钱穆先生联袂南
下赴教职。当此之际，国民党败势已定，全国解放在即，唐君毅心怀疑虑，遂于8月
离粤赴港，并发表至圣先师孔子二千五百年纪念一文，重塑孔子之世界地位，
称孔子之精神不止于对真理的追求与虔敬，还有继承过去文化，重建当时文化，开
启后世文化的宏大气魄。文中流露出作者强烈的文化使命感和承担感。同年10月，
为了给离开大陆到香港的青年学子以继续学习的机会，唐君毅应钱穆之倡，会同张
丕介、程兆熊诸君在香港创办文商专科夜校。次年10月，改夜校为日校，并将校名
改为“新亚书院”寓“重新赋予亚洲以新生命”之意。钱穆明确提出书院的宗旨
为：“上溯宋明书院讲学精神，并旁采西欧导师制度，以人文主义教育为宗旨，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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