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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六月中旬。
关中右扶风，陈仓城。
刚刚巡麦田归来的魏雍凉都督司马懿，遣开扈从与佐吏，独自正襟危坐在案几前，捋胡看着雒阳庙堂刚刚传来的军报与天子曹叡的问策。
因为贼吴出兵了。
这是意料之中的事，自逆蜀与贼吴互盟后，每每西北有战事江东亦会兴兵来犯，且战略都几无更改。
荆襄战线，屯兵在武昌的陆逊合诸葛瑾之兵约莫万余人入汉水，从夏口出围江夏；镇守江陵的朱然亦督兵五千北上入汉水，意图遏制襄阳与樊城驰援江夏。
而淮右这边，扬州刺史王凌再度收到了封请降信.......
作信请降之人竟还是江东功臣徐盛之子，徐楷！
信中声称自他父过世后，身为琅琊人的他备受江东世家豪族排挤，又见孙权素来薄待非吴地籍贯功臣子嗣，诸如周瑜、甘宁等人子嗣皆被流放，故心常怀不安，唯恐他日自身亦会被奸佞以事构陷步入后尘。便有心效仿韩当之子韩综弃暗投明，将本部士卒来投，但求王凌能遣兵来接应。
司马懿看至此时，当即嗤之以鼻。
先有周鲂、后有孙布，如今竟又来个徐楷，彼孙权真对诈降食髓知味了？
自然，王凌此番没有再中计。
且是很难得的不顾先前与满宠交恶，一并计议。
满宠此番连回信虚与委蛇都不屑为之了。
径直督令各部严加防守，坐等孙权大军来犯，且还将持徐盛降书来投之人枭首、悬于合肥城池上，以示对江东设谋如出一辙的鄙夷。
其后之事便果如其然了。
孙权亲自督军六万有余，号称十万大军入巢湖往合肥新城而来，但见满宠与王凌坚壁清野，便一直未下船上陆来攻。
至于吴广陵太守孙韶与副将张承，则是督军约莫八千进扰淮水流域。
军报至此，便是全部。
而曹叡亲笔书信，乃是以先前司马懿督战荆州，问策是否要增兵荆襄。缘由是朝中公卿诸如蒋济、孙资等人认为，需预防逆蜀与贼吴并力来袭荆州。
如此理由，看似有些匪夷所思。
孙吴明明是大军出淮右，荆襄不过是万余兵力进扰策应罢了，焉能本末倒置不议驰援寿春，反而问及是否增兵荆襄呢？而且逆蜀穷兵黩武了数年，如今刚刚全据了凉州，正是急需修生养息、恢复民生的时候，如何会兴兵与贼吴并力来袭呢？
但司马懿觉得十分合理。
无他，逆蜀若是兵出，如能将屯在关中的大军吸引入荆襄，化解魏国即将对河西开启的攻势，便是“围魏救赵”功成了。同样不可免与战事，逆蜀为何不将战场从河西转移至荆襄，好让治下民生不受打扰呢？
再者，贼吴逆汉水而上攻襄阳与樊城，而逆蜀从汉中郡兵出攻上庸郡，两路并进，以如今魏国屯守在荆襄的兵力，还真无法从容应对。
或是说，以汉中郡与东三郡的地形来看，逆蜀若是顺着沔水穿行黄金峡兵出，乃是犯了“进易退难”的兵家大忌，相当于孤注一掷。
不胜，即大败！
但司马懿以为不然。
他至今仍旧对昔日讨孟达时，州泰部竟全军覆没之事百思弗解！
事实上，随着近些年汉魏双方战事频频，他也知道了州泰如今效力于逆蜀之事。
且来关中都督雍凉兵事后，他还亲自做了封书信令人送去蜀军戍围内，请其等代为转与州泰。
州泰是回信了的。
但只是一味的声称有负他的器重之恩、来世必然结草衔环以报云云。
对于昔日之战的经过，如何被俘虏、为何叛魏降蜀等等只言片语都不提及。
亦令司马懿从中品咂出一二蹊跷来。
若非涉及军中机密，以当世理法，州泰应是详细作言以全旧日情分的。彼蜀相诸葛亮并非气量狭隘之人，断然不会以此责之。
或许，逆蜀纵使兵出东三郡，亦有周全之策全身而归罢。
以如此断言，司马懿暂且将追思揭过，继续逐一细细看读，从雒阳一并传来关乎江东今岁零零散散的举动。
譬如江东各地叛乱大致讨平。
如镇守在武昌的陆逊，夏初四月时还曾归去建业呆了半月有余。
而待看到逆蜀曾以郑璞出使江东时，他眼眸不由微凝。
虽说他不管都督荆襄还是雍凉，都不曾与郑璞有过交集，但如今“疤璞”之谓在魏国堪称人尽皆知了。
且在他归雒阳受命督雍凉时，还特地去看望过已药石罔效的曹真。
那时，曹真神智尚且清醒，他以即将都督雍凉兵事问计求教时，曹真并无多言。
曰：
“仲达有机鉴先识、经达权变之能，乃当世翘楚也！我焉复有言以教？但以一言相告，逆蜀之疤璞，乃我魏之大患也！仲达切不可轻之。”
我魏之大患？
如昔日楚剑利而秦昭惧、孟明用而晋人忧乎？
对于曹真的临终之言与忌惮之深，亦令司马懿慎重莫名。
来督领雍凉后，便将关乎郑璞的情报细细研读了一番，亦对郑璞的用谋狠戾颇为感怀，暗中作了断言：“此子若不除，我魏国弗能安也！”
现今看到孙吴兵出前郑璞曾出使江东，不由也泛起了思绪：莫非，逆蜀与贼吴当真有意共举兵荆襄乎？
盛夏酷热，此地又不如雒阳般有储冰去暑气，故而兀自在案几前捋胡沉吟的司马懿，不一会儿便大汗淋漓。随手捞起一侧的杯盏而饮，却是发现连清水都被暑气给温热了。
无由来的，心中一阵烦躁来袭。
是否增兵荆襄以备不虞之时，他委实难回复雒阳曹叡。
若言增兵，便是令魏国军费加剧损耗。
征发两部南匈奴与拓跋部鲜卑往战河西，魏国不仅是以兵威胁迫，还示之以恩，赏赐了不少资财与资助了不少军械粮秣。
欲令其为前驱之兵，焉能不先予之。
且近些年魏国战损士卒颇多，戍卫雒阳的中军已然分出数千与夏侯儒往并州九原郡，其余的需要预备着驰援淮右，想要增兵荆襄便唯有从关中调兵。此亦是天子曹叡作书问策的缘由：若是将关中数部兵马调往荆襄后，“扰河西而进图陇右”之谋，尚能见效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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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六月中旬。
关中右扶风，陈仓城。
刚刚巡麦田归来的魏雍凉都督司马懿，遣开扈从与佐吏，独自正襟危坐在案几前，捋胡看着雒阳庙堂刚刚传来的军报与天子曹叡的问策。
因为贼吴出兵了。
这是意料之中的事，自逆蜀与贼吴互盟后，每每西北有战事江东亦会兴兵来犯，且战略都几无更改。
荆襄战线，屯兵在武昌的陆逊合诸葛瑾之兵约莫万余人入汉水，从夏口出围江夏；镇守江陵的朱然亦督兵五千北上入汉水，意图遏制襄阳与樊城驰援江夏。
而淮右这边，扬州刺史王凌再度收到了封请降信.......
作信请降之人竟还是江东功臣徐盛之子，徐楷！
信中声称自他父过世后，身为琅琊人的他备受江东世家豪族排挤，又见孙权素来薄待非吴地籍贯功臣子嗣，诸如周瑜、甘宁等人子嗣皆被流放，故心常怀不安，唯恐他日自身亦会被奸佞以事构陷步入后尘。便有心效仿韩当之子韩综弃暗投明，将本部士卒来投，但求王凌能遣兵来接应。
司马懿看至此时，当即嗤之以鼻。
先有周鲂、后有孙布，如今竟又来个徐楷，彼孙权真对诈降食髓知味了？
自然，王凌此番没有再中计。
且是很难得的不顾先前与满宠交恶，一并计议。
满宠此番连回信虚与委蛇都不屑为之了。
径直督令各部严加防守，坐等孙权大军来犯，且还将持徐盛降书来投之人枭首、悬于合肥城池上，以示对江东设谋如出一辙的鄙夷。
其后之事便果如其然了。
孙权亲自督军六万有余，号称十万大军入巢湖往合肥新城而来，但见满宠与王凌坚壁清野，便一直未下船上陆来攻。
至于吴广陵太守孙韶与副将张承，则是督军约莫八千进扰淮水流域。
军报至此，便是全部。
而曹叡亲笔书信，乃是以先前司马懿督战荆州，问策是否要增兵荆襄。缘由是朝中公卿诸如蒋济、孙资等人认为，需预防逆蜀与贼吴并力来袭荆州。
如此理由，看似有些匪夷所思。
孙吴明明是大军出淮右，荆襄不过是万余兵力进扰策应罢了，焉能本末倒置不议驰援寿春，反而问及是否增兵荆襄呢？而且逆蜀穷兵黩武了数年，如今刚刚全据了凉州，正是急需修生养息、恢复民生的时候，如何会兴兵与贼吴并力来袭呢？
但司马懿觉得十分合理。
无他，逆蜀若是兵出，如能将屯在关中的大军吸引入荆襄，化解魏国即将对河西开启的攻势，便是“围魏救赵”功成了。同样不可免与战事，逆蜀为何不将战场从河西转移至荆襄，好让治下民生不受打扰呢？
再者，贼吴逆汉水而上攻襄阳与樊城，而逆蜀从汉中郡兵出攻上庸郡，两路并进，以如今魏国屯守在荆襄的兵力，还真无法从容应对。
或是说，以汉中郡与东三郡的地形来看，逆蜀若是顺着沔水穿行黄金峡兵出，乃是犯了“进易退难”的兵家大忌，相当于孤注一掷。
不胜，即大败！
但司马懿以为不然。
他至今仍旧对昔日讨孟达时，州泰部竟全军覆没之事百思弗解！
事实上，随着近些年汉魏双方战事频频，他也知道了州泰如今效力于逆蜀之事。
且来关中都督雍凉兵事后，他还亲自做了封书信令人送去蜀军戍围内，请其等代为转与州泰。
州泰是回信了的。
但只是一味的声称有负他的器重之恩、来世必然结草衔环以报云云。
对于昔日之战的经过，如何被俘虏、为何叛魏降蜀等等只言片语都不提及。
亦令司马懿从中品咂出一二蹊跷来。
若非涉及军中机密，以当世理法，州泰应是详细作言以全旧日情分的。彼蜀相诸葛亮并非气量狭隘之人，断然不会以此责之。
或许，逆蜀纵使兵出东三郡，亦有周全之策全身而归罢。
以如此断言，司马懿暂且将追思揭过，继续逐一细细看读，从雒阳一并传来关乎江东今岁零零散散的举动。
譬如江东各地叛乱大致讨平。
如镇守在武昌的陆逊，夏初四月时还曾归去建业呆了半月有余。
而待看到逆蜀曾以郑璞出使江东时，他眼眸不由微凝。
虽说他不管都督荆襄还是雍凉，都不曾与郑璞有过交集，但如今“疤璞”之谓在魏国堪称人尽皆知了。
且在他归雒阳受命督雍凉时，还特地去看望过已药石罔效的曹真。
那时，曹真神智尚且清醒，他以即将都督雍凉兵事问计求教时，曹真并无多言。
曰：
“仲达有机鉴先识、经达权变之能，乃当世翘楚也！我焉复有言以教？但以一言相告，逆蜀之疤璞，乃我魏之大患也！仲达切不可轻之。”
我魏之大患？
如昔日楚剑利而秦昭惧、孟明用而晋人忧乎？
对于曹真的临终之言与忌惮之深，亦令司马懿慎重莫名。
来督领雍凉后，便将关乎郑璞的情报细细研读了一番，亦对郑璞的用谋狠戾颇为感怀，暗中作了断言：“此子若不除，我魏国弗能安也！”
现今看到孙吴兵出前郑璞曾出使江东，不由也泛起了思绪：莫非，逆蜀与贼吴当真有意共举兵荆襄乎？
盛夏酷热，此地又不如雒阳般有储冰去暑气，故而兀自在案几前捋胡沉吟的司马懿，不一会儿便大汗淋漓。随手捞起一侧的杯盏而饮，却是发现连清水都被暑气给温热了。
无由来的，心中一阵烦躁来袭。
是否增兵荆襄以备不虞之时，他委实难回复雒阳曹叡。
若言增兵，便是令魏国军费加剧损耗。
征发两部南匈奴与拓跋部鲜卑往战河西，魏国不仅是以兵威胁迫，还示之以恩，赏赐了不少资财与资助了不少军械粮秣。
欲令其为前驱之兵，焉能不先予之。
且近些年魏国战损士卒颇多，戍卫雒阳的中军已然分出数千与夏侯儒往并州九原郡，其余的需要预备着驰援淮右，想要增兵荆襄便唯有从关中调兵。此亦是天子曹叡作书问策的缘由：若是将关中数部兵马调往荆襄后，“扰河西而进图陇右”之谋，尚能见效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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