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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和高句丽，在百济故地设熊津等设立五个都督府，在高句丽故地设安东都护府，并以新罗王为鸡林州都督，最终确立了在这一时期中国对韩半岛的羁縻统治体系。
东亚各国的形成过程表现出很明显的次生性质，有已经步入成熟国家的中国作为模仿对象，使他们不必再摸索自己独特的国家演进之路，这极大的加速了各国的历史进程，使他们在几百年的时间里就走完了中国用了两千年才走过的从早期国家向成熟国家的演进之路，他们为此付出的代价是丧失了自己的特殊性，各国从政治制度到文化、风俗，都受到中国的深刻影响，表现出与中国的同质性，这种同质性不仅成就了中国“天朝大国”的梦想，也造就了其他国家相对落后的自卑感，这是东亚封贡体系与东亚文化圈形成的基础。
明朝创立者朱元璋宣布十五个不征之国，则标志着中国正式承认了东亚其他国家作为独立于中国之外的政治实体存在，而不再试图将其纳入中国的一体统治之中，从此，中原王朝在实践中却不再将与周属国的关系视为国内各地区之间关系的延伸，也不再用解决国内问题的思路和方法处理这种关系，而是采用了一种全新的办法处理与这些属国的关系，即封贡体系或宗藩关系。
中国与朝韩半岛的关系不仅较早步入封贡体系，而且一直是这一体系的典型，对后来中国全面确立的东亚封贡体系具有示范意义，李氏朝鲜之初，李成桂为了巩固统治，积极参与明朝建立的封贡关系，在他即位之初的半年时间里，就先后九次遣使明朝，说明国内政权更迭的原因，请求明朝皇帝更赐国号，以求获得明朝对新政权的承认和支持。
朱元璋不仅承认了朝鲜，而且明确提出：“我中国纲常所在，列圣相传，守而不失，高丽限山隔海，僻处东夷，非我中国所治。”在赐李成桂国号“朝鲜”后，朱元璋说的也很明确：“朕视高丽不止一弹丸，僻处一隅，风俗殊异，得人不足以广众，得地不足以广疆，历代所以征伐者，皆其自生衅端，初非中国好土地而欲吞并也。”
从而朝鲜积极主动地奉行事大政策，与明朝奉行德化外交相辅相成，使双方之间建立的封贡关系更加牢固而持久，事大保国成为朝鲜世代遵循的国策，而明朝在贯彻“不征之国”外交方针的基础上，把朝鲜纳入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封贡体系，明朝与朝鲜之间的封贡关系成为东亚封贡体系中的典范。
明代的东亚的封贡体系并非只是一种形式，而是有着实质性的内容，这不仅体现体系内诸国的经济和文化交流上，也体现在安全与政治的领域上，在某种程度上，明与李氏朝鲜的宗藩关系可以理解为一种古典形式的政治经济军事安全同盟，在公元159年，丰臣秀吉驱动下的日本悍然发动侵略韩半岛的战争，在短时间内，李氏王朝即丧失了大部国土，国王逃到临近中朝边境的新义州向明庭恳请“内附”。
明朝为了援助友邦并粉碎日本东进大陆的企图，派兵入进入韩半岛参战，在朝方的协助下与日寇血战七年，最终将日本军队逐出韩半岛，战后，明朝即不附带任何条件的从韩半岛撤军，在历史上这些以鲜血为代价的帮助背后，体现的是中华民族对朝韩民族所能表达的人类历史上的最大善意。
但是韩半岛的历史学家却并未能客观的对待这段历史，00年在韩国全国播放的百集长篇连续剧《不灭的李舜臣》中，明军的形象不但被丑化，作用也被贬低到极致，这些令人不快的现象根源于韩国民间蕴藏的民族主义情绪，这些使人不能客观看待历史的思潮，从长远来看，对中韩关系会产生不利的影响。
经历王建高丽与李氏朝鲜时期而发展成为现代韩国的，理解韩国历史要注意区分两个要点：
其一，王氏高丽区别于高句丽，前者是韩半岛南部三韩民族建立的古国，后者是中国东北古代民族建立的古国。
其二，李氏朝鲜区别于“箕氏朝鲜”与“卫氏朝鲜”，李氏朝鲜原由古新罗国和王氏高丽国发展而来，而“朝鲜”二字原为汉语词汇。
这一名称被用来称呼韩半岛国家，始于明太祖对韩半岛李氏王朝的赐名，同为“朝鲜”，但两者的民族构成与历史归属都是不同的，“箕氏朝鲜”与“卫氏朝鲜”属于中国历史体系，而李氏朝鲜是韩国古代史的一部分，古代高句丽曾占据过古朝鲜的领土，但古朝鲜为中华古国，所以高句丽仍为中国东北古国，以区别于三韩民族建立的王氏高丽。（未完待续）
济和高句丽，在百济故地设熊津等设立五个都督府，在高句丽故地设安东都护府，并以新罗王为鸡林州都督，最终确立了在这一时期中国对韩半岛的羁縻统治体系。
东亚各国的形成过程表现出很明显的次生性质，有已经步入成熟国家的中国作为模仿对象，使他们不必再摸索自己独特的国家演进之路，这极大的加速了各国的历史进程，使他们在几百年的时间里就走完了中国用了两千年才走过的从早期国家向成熟国家的演进之路，他们为此付出的代价是丧失了自己的特殊性，各国从政治制度到文化、风俗，都受到中国的深刻影响，表现出与中国的同质性，这种同质性不仅成就了中国“天朝大国”的梦想，也造就了其他国家相对落后的自卑感，这是东亚封贡体系与东亚文化圈形成的基础。
明朝创立者朱元璋宣布十五个不征之国，则标志着中国正式承认了东亚其他国家作为独立于中国之外的政治实体存在，而不再试图将其纳入中国的一体统治之中，从此，中原王朝在实践中却不再将与周属国的关系视为国内各地区之间关系的延伸，也不再用解决国内问题的思路和方法处理这种关系，而是采用了一种全新的办法处理与这些属国的关系，即封贡体系或宗藩关系。
中国与朝韩半岛的关系不仅较早步入封贡体系，而且一直是这一体系的典型，对后来中国全面确立的东亚封贡体系具有示范意义，李氏朝鲜之初，李成桂为了巩固统治，积极参与明朝建立的封贡关系，在他即位之初的半年时间里，就先后九次遣使明朝，说明国内政权更迭的原因，请求明朝皇帝更赐国号，以求获得明朝对新政权的承认和支持。
朱元璋不仅承认了朝鲜，而且明确提出：“我中国纲常所在，列圣相传，守而不失，高丽限山隔海，僻处东夷，非我中国所治。”在赐李成桂国号“朝鲜”后，朱元璋说的也很明确：“朕视高丽不止一弹丸，僻处一隅，风俗殊异，得人不足以广众，得地不足以广疆，历代所以征伐者，皆其自生衅端，初非中国好土地而欲吞并也。”
从而朝鲜积极主动地奉行事大政策，与明朝奉行德化外交相辅相成，使双方之间建立的封贡关系更加牢固而持久，事大保国成为朝鲜世代遵循的国策，而明朝在贯彻“不征之国”外交方针的基础上，把朝鲜纳入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封贡体系，明朝与朝鲜之间的封贡关系成为东亚封贡体系中的典范。
明代的东亚的封贡体系并非只是一种形式，而是有着实质性的内容，这不仅体现体系内诸国的经济和文化交流上，也体现在安全与政治的领域上，在某种程度上，明与李氏朝鲜的宗藩关系可以理解为一种古典形式的政治经济军事安全同盟，在公元159年，丰臣秀吉驱动下的日本悍然发动侵略韩半岛的战争，在短时间内，李氏王朝即丧失了大部国土，国王逃到临近中朝边境的新义州向明庭恳请“内附”。
明朝为了援助友邦并粉碎日本东进大陆的企图，派兵入进入韩半岛参战，在朝方的协助下与日寇血战七年，最终将日本军队逐出韩半岛，战后，明朝即不附带任何条件的从韩半岛撤军，在历史上这些以鲜血为代价的帮助背后，体现的是中华民族对朝韩民族所能表达的人类历史上的最大善意。
但是韩半岛的历史学家却并未能客观的对待这段历史，00年在韩国全国播放的百集长篇连续剧《不灭的李舜臣》中，明军的形象不但被丑化，作用也被贬低到极致，这些令人不快的现象根源于韩国民间蕴藏的民族主义情绪，这些使人不能客观看待历史的思潮，从长远来看，对中韩关系会产生不利的影响。
经历王建高丽与李氏朝鲜时期而发展成为现代韩国的，理解韩国历史要注意区分两个要点：
其一，王氏高丽区别于高句丽，前者是韩半岛南部三韩民族建立的古国，后者是中国东北古代民族建立的古国。
其二，李氏朝鲜区别于“箕氏朝鲜”与“卫氏朝鲜”，李氏朝鲜原由古新罗国和王氏高丽国发展而来，而“朝鲜”二字原为汉语词汇。
这一名称被用来称呼韩半岛国家，始于明太祖对韩半岛李氏王朝的赐名，同为“朝鲜”，但两者的民族构成与历史归属都是不同的，“箕氏朝鲜”与“卫氏朝鲜”属于中国历史体系，而李氏朝鲜是韩国古代史的一部分，古代高句丽曾占据过古朝鲜的领土，但古朝鲜为中华古国，所以高句丽仍为中国东北古国，以区别于三韩民族建立的王氏高丽。（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