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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重、力役之繁杂，远胜历朝历代，以江南苏湖为例，宋时亩税不过斗粮，元时更轻亩税只取三升上下，而大明亩税轻者斗余，重者十余斗，所谓轻徭薄赋不过是娄子敬这类不理实务的书生之言而已。”
李榆低头沉思着，宋统殷指着张道浚说道：“子玄，你是世代官宦人家出身，家学必定深厚，你来给汉民讲讲大明的税制。”
张道浚点头答应，压低声音讲起来：大明税制积弊已深，其弊端之一首先在于过于简陋，太祖皇帝在开国之初即废除外朝的丞相，由皇权总揽相权，国库也不分内外，财赋可以任由皇帝支配，而皇权缺少了外朝相权的协助，太祖不得不将大量朝廷必须承担的事务用最简单的办法推卸出去，朝廷承担的事务少了，皇帝拿到手的税赋就觉得足够多了，故此可以实行所谓的轻徭薄赋，但国用却不可能少，只是大部分负担被转嫁到民间和地方，比如供养官军，大明采用了卫所制，向军户发放土地，令其屯田自养，耕种所得大半也须缴屯田籽粒用于朝廷养兵，太祖自称不废百姓一粟而养兵百万，而卫所军户却形同奴役，其状苦不堪言；再比如赋税解运，大明以实物征缴赋税，太祖皇帝在民间设立里长、粮长催缴，不论路途远近，或去京师或去边镇，皆以里长、粮长组织民壮解运税赋，其中所需的力役、加耗极大，而这些全都压在了百姓身上；再比如地方政务所用，大明赋税存留地方者不过三成上下，地方存留既要用于地方政务，又要承担地方宗室俸禄，入不敷出实属常态，地方政务所用之财物、力役也只能摊派到地方百姓身上，故大明名为轻徭薄赋，实为税役繁重。
大明税制弊端之二在于保守僵化，太祖皇帝将天下民户编入《赋役黄册》、而将天下土地编成《鱼鳞图册》，以此为据征缴税赋力役，太祖以为所征赋税足以国用，遂依据洪武年的赋税，厘定各地税额为定制，并将大明各府县的税赋刻于大内石碑之上，诏告后世子孙永不加赋不得篡改，其后大明赋税有减无增，一般维持在每年二千六百万石左右，但天下总是在变的，人丁、土地在变化而税额却不变，这是何等的荒唐，比如太祖的《赋役黄册》、《鱼鳞图册》就沿用至今，万历朝张居正曾核查户口、清丈土地，打算重修《黄册》和《鱼鳞册》，但大明积弊已深，显贵、豪强势力庞大，所谓重修两册只是风声大雨点小，最后草草收场，于国势并无大益；而太祖所立的卫所制也名存实亡，卫所田成了军官、豪强的私产，士兵无立足裹腹之地，要么沦为佃户要么就只能逃亡，朝廷无可用之兵，只能以募兵制代替卫所制，募兵就要有军饷，这笔钱太祖绝对想不到，朝廷入不敷出也就可想而知了；再比如宗室俸禄，太祖分封诸子于各地方，由各地存留供养，太祖当初不过封了二十四个藩王，如今两百六十年了，各地宗室已繁衍不下十万，地方存留如何供养得起，嘉靖朝御史林润就曾奏报，山西存留百五十二万石，诸府宗禄三百十二石，河南存留八十四万三千石，宗禄百九十二万石，两省之粮借令全输，不足供禄米之半，况吏禄、军饷皆出其中乎？太祖也肯定想不到今天的窘境，大明后世天子们不敢改祖制，只能另谋他途，万历朝之矿税、加派就是此例。
大明税制弊端之三在于治税混乱，大明税赋之征缴，民间有里长、粮长，府县有胥吏，再往上有各级朝廷命官，环节太多而税役繁杂，每个层面都有机会上下其手，朝廷所征税赋落到百姓身上也许就是十倍有余，更麻烦的是还有大量的土地可以不缴税或少缴税，皇帝的皇庄土地，藩王的食禄土地，甚至外戚、勋贵以及太监巧取豪夺的土地根本不会缴税，有权势的官员、有功名的读书人、有军功的将门也可以得到不缴税或少缴税的优免，而大明各地税赋皆按祖制征收，这些税赋就会转嫁到其他人头上，百姓不堪重负，或带田投充到有优免权的人名下，或出卖田地沦为佃户，如此一来土地兼并越演越烈，百姓表面上税赋不重，而实际负担远重于此，养家糊口尚且不易，遇到天灾人祸几乎就没有活路。
张道浚摇着头叹息道：“大明税制自始就存有隐患，时至今日尽显无疑，加之吏治败坏，官吏、豪强上下其手，百姓度日维艰，又逢连年灾荒，活命也难啊！可惜大明如今积弊难返，中兴无日矣！”
李榆想了一会问道：“子玄兄，张太岳公推行‘一条鞭法’，合赋税、力役及杂役为一体，摊入田亩，折色收银，可有利于利民生吗？”
张道浚偷眼看了一下宋统殷，宋统殷始终面无表情、一言不发，张道浚犹豫一下才低声说道：“张太岳公解决的只是朝廷增收之事，于民生并无太大益处，至少我们山西人不喜欢‘一条鞭法’，山西直到万历十五年才推行此法，折色收银则百姓手中必须有银，可山西无银，这又涉及到《钱法》，大明百姓使用的是铜钱，许多百姓一辈子都没见过银两，其中的成色、枰称和火耗又有几人弄得清，折色收银无非是又给了贪官、奸商榨取民脂民膏的机会，朝廷本应大量铸造钱币以供民间所用，却异想天开地用起银两，说句难听的话，朝廷是拿穷人寻开心啊！”
张道浚说到这忍不住发起牢骚：“朝廷改征实物为征银，赋税、辽饷每年一千多万两输往京师，又从京师输往辽西五百余万两，关内有财物缺银两，辽西有银两缺财物，两者却银货不通，哪有如此理财的，真不知朝中诸公打的什么主意？”
宋统殷这时咳嗽了一声，淡淡地说道：“子玄不可妄议朝政，今天你说的够多了，还是由汉民自己去慢慢想吧。”
李榆的脑子有些乱，他觉得弄不懂的事太多了，又接着追问了一句：“那个娄子敬是清官，他又是读书人明白事理，应该体察民情，帮助老百姓渡过难关，可他为什么要对活不下去的百姓苦苦相逼？”
“你以为吏治就是分个清官、贪官那么简单，上有善政，贪官也会做好事，上行恶政，清官比贪官更能做坏事，”宋统殷不屑地答道，接着拍了拍李榆的肩膀说道，“汉民，我知道你秉性淳厚，你还是做你的武将吧，政事这东西太脏了，陷进去好人也会变坏，你还是不沾的好。”
李榆昏头昏脑吃完这顿饭就告辞走了，宋统殷、张道浚看着李榆无精打采的样子，忍不住连连摇头——这小子还是太嫩了，这点事就让他心神不安。
天色黑了的时候，李榆回到了城外的营地，刚走到大帐门口，孟克急冲冲找来了，身后还跟着两个人，这两人都带着宽檐毡帽遮住脸，李榆觉得有点眼熟，但一时想不起是谁。
“大把头，你看谁来了！”孟克见到李榆就叫道，他身后的俩人摘下毡帽就向李榆行礼，李榆马上认出来了，原来是丰州的张世安和范二喜两人。
“老张、二喜哥，你们怎么也到太原了？”李榆惊喜地问道。
“大统领，可别这样叫我了，我现在是丰州总旗衔提塘官，以后是你的部下了。”范二喜得意地答道。
“大统领，我也是你的部下了，大统领府授我丰州总提塘官职，挂副千户衔呢。”张世安也喜滋滋地说道。
李榆拉着这两个官迷进了大帐，俩人没等李榆问话，就你一言我一语地讲开了。
沉重、力役之繁杂，远胜历朝历代，以江南苏湖为例，宋时亩税不过斗粮，元时更轻亩税只取三升上下，而大明亩税轻者斗余，重者十余斗，所谓轻徭薄赋不过是娄子敬这类不理实务的书生之言而已。”
李榆低头沉思着，宋统殷指着张道浚说道：“子玄，你是世代官宦人家出身，家学必定深厚，你来给汉民讲讲大明的税制。”
张道浚点头答应，压低声音讲起来：大明税制积弊已深，其弊端之一首先在于过于简陋，太祖皇帝在开国之初即废除外朝的丞相，由皇权总揽相权，国库也不分内外，财赋可以任由皇帝支配，而皇权缺少了外朝相权的协助，太祖不得不将大量朝廷必须承担的事务用最简单的办法推卸出去，朝廷承担的事务少了，皇帝拿到手的税赋就觉得足够多了，故此可以实行所谓的轻徭薄赋，但国用却不可能少，只是大部分负担被转嫁到民间和地方，比如供养官军，大明采用了卫所制，向军户发放土地，令其屯田自养，耕种所得大半也须缴屯田籽粒用于朝廷养兵，太祖自称不废百姓一粟而养兵百万，而卫所军户却形同奴役，其状苦不堪言；再比如赋税解运，大明以实物征缴赋税，太祖皇帝在民间设立里长、粮长催缴，不论路途远近，或去京师或去边镇，皆以里长、粮长组织民壮解运税赋，其中所需的力役、加耗极大，而这些全都压在了百姓身上；再比如地方政务所用，大明赋税存留地方者不过三成上下，地方存留既要用于地方政务，又要承担地方宗室俸禄，入不敷出实属常态，地方政务所用之财物、力役也只能摊派到地方百姓身上，故大明名为轻徭薄赋，实为税役繁重。
大明税制弊端之二在于保守僵化，太祖皇帝将天下民户编入《赋役黄册》、而将天下土地编成《鱼鳞图册》，以此为据征缴税赋力役，太祖以为所征赋税足以国用，遂依据洪武年的赋税，厘定各地税额为定制，并将大明各府县的税赋刻于大内石碑之上，诏告后世子孙永不加赋不得篡改，其后大明赋税有减无增，一般维持在每年二千六百万石左右，但天下总是在变的，人丁、土地在变化而税额却不变，这是何等的荒唐，比如太祖的《赋役黄册》、《鱼鳞图册》就沿用至今，万历朝张居正曾核查户口、清丈土地，打算重修《黄册》和《鱼鳞册》，但大明积弊已深，显贵、豪强势力庞大，所谓重修两册只是风声大雨点小，最后草草收场，于国势并无大益；而太祖所立的卫所制也名存实亡，卫所田成了军官、豪强的私产，士兵无立足裹腹之地，要么沦为佃户要么就只能逃亡，朝廷无可用之兵，只能以募兵制代替卫所制，募兵就要有军饷，这笔钱太祖绝对想不到，朝廷入不敷出也就可想而知了；再比如宗室俸禄，太祖分封诸子于各地方，由各地存留供养，太祖当初不过封了二十四个藩王，如今两百六十年了，各地宗室已繁衍不下十万，地方存留如何供养得起，嘉靖朝御史林润就曾奏报，山西存留百五十二万石，诸府宗禄三百十二石，河南存留八十四万三千石，宗禄百九十二万石，两省之粮借令全输，不足供禄米之半，况吏禄、军饷皆出其中乎？太祖也肯定想不到今天的窘境，大明后世天子们不敢改祖制，只能另谋他途，万历朝之矿税、加派就是此例。
大明税制弊端之三在于治税混乱，大明税赋之征缴，民间有里长、粮长，府县有胥吏，再往上有各级朝廷命官，环节太多而税役繁杂，每个层面都有机会上下其手，朝廷所征税赋落到百姓身上也许就是十倍有余，更麻烦的是还有大量的土地可以不缴税或少缴税，皇帝的皇庄土地，藩王的食禄土地，甚至外戚、勋贵以及太监巧取豪夺的土地根本不会缴税，有权势的官员、有功名的读书人、有军功的将门也可以得到不缴税或少缴税的优免，而大明各地税赋皆按祖制征收，这些税赋就会转嫁到其他人头上，百姓不堪重负，或带田投充到有优免权的人名下，或出卖田地沦为佃户，如此一来土地兼并越演越烈，百姓表面上税赋不重，而实际负担远重于此，养家糊口尚且不易，遇到天灾人祸几乎就没有活路。
张道浚摇着头叹息道：“大明税制自始就存有隐患，时至今日尽显无疑，加之吏治败坏，官吏、豪强上下其手，百姓度日维艰，又逢连年灾荒，活命也难啊！可惜大明如今积弊难返，中兴无日矣！”
李榆想了一会问道：“子玄兄，张太岳公推行‘一条鞭法’，合赋税、力役及杂役为一体，摊入田亩，折色收银，可有利于利民生吗？”
张道浚偷眼看了一下宋统殷，宋统殷始终面无表情、一言不发，张道浚犹豫一下才低声说道：“张太岳公解决的只是朝廷增收之事，于民生并无太大益处，至少我们山西人不喜欢‘一条鞭法’，山西直到万历十五年才推行此法，折色收银则百姓手中必须有银，可山西无银，这又涉及到《钱法》，大明百姓使用的是铜钱，许多百姓一辈子都没见过银两，其中的成色、枰称和火耗又有几人弄得清，折色收银无非是又给了贪官、奸商榨取民脂民膏的机会，朝廷本应大量铸造钱币以供民间所用，却异想天开地用起银两，说句难听的话，朝廷是拿穷人寻开心啊！”
张道浚说到这忍不住发起牢骚：“朝廷改征实物为征银，赋税、辽饷每年一千多万两输往京师，又从京师输往辽西五百余万两，关内有财物缺银两，辽西有银两缺财物，两者却银货不通，哪有如此理财的，真不知朝中诸公打的什么主意？”
宋统殷这时咳嗽了一声，淡淡地说道：“子玄不可妄议朝政，今天你说的够多了，还是由汉民自己去慢慢想吧。”
李榆的脑子有些乱，他觉得弄不懂的事太多了，又接着追问了一句：“那个娄子敬是清官，他又是读书人明白事理，应该体察民情，帮助老百姓渡过难关，可他为什么要对活不下去的百姓苦苦相逼？”
“你以为吏治就是分个清官、贪官那么简单，上有善政，贪官也会做好事，上行恶政，清官比贪官更能做坏事，”宋统殷不屑地答道，接着拍了拍李榆的肩膀说道，“汉民，我知道你秉性淳厚，你还是做你的武将吧，政事这东西太脏了，陷进去好人也会变坏，你还是不沾的好。”
李榆昏头昏脑吃完这顿饭就告辞走了，宋统殷、张道浚看着李榆无精打采的样子，忍不住连连摇头——这小子还是太嫩了，这点事就让他心神不安。
天色黑了的时候，李榆回到了城外的营地，刚走到大帐门口，孟克急冲冲找来了，身后还跟着两个人，这两人都带着宽檐毡帽遮住脸，李榆觉得有点眼熟，但一时想不起是谁。
“大把头，你看谁来了！”孟克见到李榆就叫道，他身后的俩人摘下毡帽就向李榆行礼，李榆马上认出来了，原来是丰州的张世安和范二喜两人。
“老张、二喜哥，你们怎么也到太原了？”李榆惊喜地问道。
“大统领，可别这样叫我了，我现在是丰州总旗衔提塘官，以后是你的部下了。”范二喜得意地答道。
“大统领，我也是你的部下了，大统领府授我丰州总提塘官职，挂副千户衔呢。”张世安也喜滋滋地说道。
李榆拉着这两个官迷进了大帐，俩人没等李榆问话，就你一言我一语地讲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