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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事实
全景描述：次属群体内的行为方式
众所周知，广大异性恋群体中的每一个人几乎都有首属群体和次属群体这两重生活和两种角色。前者如家庭生活和亲子关系、夫妻关系中的角色；后者如社交生活和市场上买卖双方关系中的角色、医生病人关系中的角色等等。同性恋群体中的首属与次属的两重生活和两种角色与上述关系类似。在这个独特的亚文化群体中，每个人都不同程度地拥有一些首属群体生活，扮演着其中的角色，如短期或长期的亲密同性恋伴侣生活，隐秘的同居生活等，而每个人又不同程度地卷入一些次属群体生活，即所谓“社会上的”生活，例如在同性恋的聚会地点与不熟悉的同性恋者聊天、喝酒，甚至发生偶然的性接触，双方互相不通告姓名地址，以后也不会再接触。用同性恋者的话来说，这属于“发泄完就走”一类的行为。
在调查过程中，我们接触到同性恋社群这两个方面的生活。我们认为，首属群体内的行为是比较纯粹的同性恋文化，更能揭示同性恋现象的本质，因此应当是我们研究的重心。—但由于研究是从次属群体行为开始的，也有必要对“社会上的”同性恋次属群体行为作一全面勾勒。
我们的调查对象有的经常出没于北京各同性恋活动场所。申由于常到这种场所活动，他们中间有些人自称为“我们社会上罾的”或“我们常到社会上走动的人”。还有些人不承认自己是河“社会上的”，并对“社会上的”那些人的所做所为表示反感，文但是这些人不否认自己有时也偶尔在社会上走动。例如，一位偶尔到社会上走动的40多岁的问性恋者说：“我不愿意在人前表露出这种意向。对那批打扮得花枝招展在街上招摇的人不喜欢。他们没把我们放在眼里，觉得我们不够等级，我却觉得他们给我们这种人带来耻辱。他们有他们的等级观，我们有我们的等级观。我见到这样的人就躲得远远的，也不想了解他们。我觉得他们层次低，文化水平低，出身也比较低，俗里俗气的，我不喜欢他们。我认识的人比较正人君子。”但他又自嘲地加了一句，“也许是虚伪吧。”这位同性恋者还提到自己喜欢的一个伴侣，说“他不是社会上的人，他也不喜欢这些人。他不让我问他的姓名地址。他可能有大人物背景”。
由此看来，首先，在“社会上”（即同性恋活动的公共场所）发生的活动，只是同性恋活动的一部分。我们调查对象联系的其他同性恋者有很大一部分从来不在“社会上”走动。其次（但并非比第一点次要），到“社会上”活动的人所属的社会阶层也许不如那些不在“社会上”面的人地位高。这一点有个很好的解释：因为地位高的人担心失去和能够失去的东西要多些，如名誉、优越的职业地位等。据我们的调查对象说，北京的同性恋文化群体中有不少名人，尤其在文艺界体育界中。他们的身份一旦暴露，则可能失去的东西就远比一个普通职工或无业青年要多。尽管属于同性恋群体的人在文化层次和社会地位上差异悬殊，他们却有一种独特的等级观与外面的世界（异性恋世界）形成对照。一位常在社会上走动的同性恋者说，“我们这样的人各行各业都有，从扫大街的到领导干部都罾有。在这里人人都是平等的。”
全北京究竟有多少经常在社会上走动的同性恋者？据一位文经常出人这种场所的调查对象说，全北京至少有1000多个同性恋者他可以达到见面眼熟的程度，仅他居住的区就有00多名。加上大量从不在社会上活动的同性恋者，人数还要更多。据另一位调查对象估计，北京男性中有1%一%是同性恋者，那么在全北京500万左右男性公民中当有5—10万人。我们认为这一数字还是比较保守的。金西博士的调杳表明美国的终身同性恋者占人口的4%，而有研究发现，各个文化中同性恋者在全人口中所占比例相差无几。
据调查对象说，北京有55处同性恋活动场所，提出这个数字的人也不能把这55处数全，看来是另有人做过统计。这些场所中很大一部分是公共厕所，尤其是附近有绿地、花园的厕所。这是结识“社会上的”同性恋者的主要场所。—位46岁的同性恋者说，他常去的此类场所有七八处，因为总去一处出事的危险性比较大。这些场所有的只在晚上**点钟以后才有同性恋者活动，有的却是全天都有人。如北京区有个不收门票的公园，来去自由，不引人注意，又处于市中心，闲此成为同性恋者全天活动的地点。（未完待续）
基本事实
全景描述：次属群体内的行为方式
众所周知，广大异性恋群体中的每一个人几乎都有首属群体和次属群体这两重生活和两种角色。前者如家庭生活和亲子关系、夫妻关系中的角色；后者如社交生活和市场上买卖双方关系中的角色、医生病人关系中的角色等等。同性恋群体中的首属与次属的两重生活和两种角色与上述关系类似。在这个独特的亚文化群体中，每个人都不同程度地拥有一些首属群体生活，扮演着其中的角色，如短期或长期的亲密同性恋伴侣生活，隐秘的同居生活等，而每个人又不同程度地卷入一些次属群体生活，即所谓“社会上的”生活，例如在同性恋的聚会地点与不熟悉的同性恋者聊天、喝酒，甚至发生偶然的性接触，双方互相不通告姓名地址，以后也不会再接触。用同性恋者的话来说，这属于“发泄完就走”一类的行为。
在调查过程中，我们接触到同性恋社群这两个方面的生活。我们认为，首属群体内的行为是比较纯粹的同性恋文化，更能揭示同性恋现象的本质，因此应当是我们研究的重心。—但由于研究是从次属群体行为开始的，也有必要对“社会上的”同性恋次属群体行为作一全面勾勒。
我们的调查对象有的经常出没于北京各同性恋活动场所。申由于常到这种场所活动，他们中间有些人自称为“我们社会上罾的”或“我们常到社会上走动的人”。还有些人不承认自己是河“社会上的”，并对“社会上的”那些人的所做所为表示反感，文但是这些人不否认自己有时也偶尔在社会上走动。例如，一位偶尔到社会上走动的40多岁的问性恋者说：“我不愿意在人前表露出这种意向。对那批打扮得花枝招展在街上招摇的人不喜欢。他们没把我们放在眼里，觉得我们不够等级，我却觉得他们给我们这种人带来耻辱。他们有他们的等级观，我们有我们的等级观。我见到这样的人就躲得远远的，也不想了解他们。我觉得他们层次低，文化水平低，出身也比较低，俗里俗气的，我不喜欢他们。我认识的人比较正人君子。”但他又自嘲地加了一句，“也许是虚伪吧。”这位同性恋者还提到自己喜欢的一个伴侣，说“他不是社会上的人，他也不喜欢这些人。他不让我问他的姓名地址。他可能有大人物背景”。
由此看来，首先，在“社会上”（即同性恋活动的公共场所）发生的活动，只是同性恋活动的一部分。我们调查对象联系的其他同性恋者有很大一部分从来不在“社会上”走动。其次（但并非比第一点次要），到“社会上”活动的人所属的社会阶层也许不如那些不在“社会上”面的人地位高。这一点有个很好的解释：因为地位高的人担心失去和能够失去的东西要多些，如名誉、优越的职业地位等。据我们的调查对象说，北京的同性恋文化群体中有不少名人，尤其在文艺界体育界中。他们的身份一旦暴露，则可能失去的东西就远比一个普通职工或无业青年要多。尽管属于同性恋群体的人在文化层次和社会地位上差异悬殊，他们却有一种独特的等级观与外面的世界（异性恋世界）形成对照。一位常在社会上走动的同性恋者说，“我们这样的人各行各业都有，从扫大街的到领导干部都罾有。在这里人人都是平等的。”
全北京究竟有多少经常在社会上走动的同性恋者？据一位文经常出人这种场所的调查对象说，全北京至少有1000多个同性恋者他可以达到见面眼熟的程度，仅他居住的区就有00多名。加上大量从不在社会上活动的同性恋者，人数还要更多。据另一位调查对象估计，北京男性中有1%一%是同性恋者，那么在全北京500万左右男性公民中当有5—10万人。我们认为这一数字还是比较保守的。金西博士的调杳表明美国的终身同性恋者占人口的4%，而有研究发现，各个文化中同性恋者在全人口中所占比例相差无几。
据调查对象说，北京有55处同性恋活动场所，提出这个数字的人也不能把这55处数全，看来是另有人做过统计。这些场所中很大一部分是公共厕所，尤其是附近有绿地、花园的厕所。这是结识“社会上的”同性恋者的主要场所。—位46岁的同性恋者说，他常去的此类场所有七八处，因为总去一处出事的危险性比较大。这些场所有的只在晚上**点钟以后才有同性恋者活动，有的却是全天都有人。如北京区有个不收门票的公园，来去自由，不引人注意，又处于市中心，闲此成为同性恋者全天活动的地点。（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