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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蓝，自然就是指胡惟庸和蓝玉。
胡惟庸和蓝玉都是开国功臣。胡惟庸是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位丞相，而蓝玉是大将军、凉国公。
洪武十三年，太祖朱元璋以胡惟庸谋反，屠灭其三族、连坐其党羽，诛戮一万五千多人。其后几兴大狱，连文臣中的第一开国功臣太师、韩国公李善长一家七十余口也没能跑掉。胡惟庸案导致三万多人被列入了《奸党录》，布告天下。
洪武二十六年，太祖朱元璋同样以谋反罪名族诛蓝玉。株连蔓引之下，仅列入《逆臣录》的就有一公、十三侯、二伯、两万五千人。
胡蓝之狱后，开国功臣几乎一扫而空。公爵以上得以保全性命的将领，除死于朱元璋身前的徐达、常遇春、李文忠、邓愈四人之外，死于朱元璋身后的仅有沐英和汤和两人！
朱元璋大杀功臣宿将，为大明历史留下了翻不过去的血腥一笔。探究朱元璋大开杀戒的动机，史家大都以为是废丞相、固君权与惩治贪腐不法三样。可是史家忽略了一种可能，便是朱元璋原本便发现，他身边那些举旗造反的将领从来就不是本分老实的好人。他们过去能反元，今日也可反明。不如趁早除去，以安天下。即以恶人打天下，用好人治天下。
还有一点不能不提，就是朱元璋的成长经历和他嫉恶如仇的性格。
经历了元末大起义的风暴，出身贫苦的太祖朱元璋对官员的贪污腐败和肆意妄为那是深恶痛绝，因此纲纪执法素以铁面无私著称。
一个最著名的事例是胡三舍事件。
至正十八年，当时还是红巾军将领的朱元璋刚刚拿下南京（时称集庆），在江南站住脚。这时，大将胡大海的长子胡三舍因为违令酿酒，被朱元璋处死。当时胡大海正率兵与张士诚交战，众臣劝说朱元璋道，您杀了胡大海的长子，万一他阵前反叛怎么办？
朱元璋回答：“宁使胡大海叛我，勿使我法令不行！”
因此，朱元璋以严刑峻法来清肃贪腐、正肃纲纪，主观出发点无疑是好的，一时的效果无疑也是好的，从当时的环境看甚至是必须的。然而他以血腥的屠杀来求治，这种做法却是十分错误的。他在维护法律尊严的同时，也严重地破坏了法制。这印证了一句古老的法律箴言：没有程序正义，就没有实体正义。
或许朱元璋没有想到，他的所作所为给大明三百年的政治生态留下了一份灾难性的遗产：
君权的唯我独尊与君臣间的互相对立。
有明一代，士大夫在皇帝面前如仆如奴，丧失了独立人格。皇帝可随意让家奴在紫禁城内打大臣的屁股，一直打得皮开肉烂、筋骨俱断。
皇帝的权威表面上加强了，但实际上没有任何落下好处：天下之广大之复杂，岂是皇帝一人的精力和能力所能治理的？朱元璋首开特务政治先河，朱棣灭了反对派十族，正德、嘉靖两朝大开廷杖之风，万历皇帝四十年不上朝，天启皇帝重用太监魏忠贤，崇祯皇帝杀大臣如杀狗。朱家历代皇帝对大臣的蔑视和滥杀，导致了大臣对皇家的仇视和报复。
朱元璋在位期间，便有大胆的官员声言：官不聊生！到了正德、嘉靖朝，便有府州一级官员为大明朝的创始人编排各类政治段子。到了万历、天启和崇祯年，关于皇帝私生活的各类绘声绘色的带色小说遍及街肆，甚至有公然指名道姓的。比如关于正德皇帝的巡幸小说，宛如一本大明版的《闹花丛》。
从私生活上下其手只是士大夫阶层的低级反抗形式之一。
高级的反抗形式，一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从理论上直指皇帝为独 夫寡人，论述“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政治理念。喊出这个政治口号的东林-复社集团黄宗羲等人，几乎就差一点要求推翻帝制建立人民共和国了。
二是大臣们为了自己的安全，不再相信皇帝的保证。即便是皇帝白纸黑字颁下的诏书，官员们也不敢奉诏。因为皇帝随时可能对大臣翻脸，叫你干，可是没叫你这么干！为了推卸责任，大臣们任由国事糜烂。因为亡国亡天下，也比亡身亡家亡族来的好些！
作为朱元璋的子孙，身为大明藩王之一的蜀世子朱平槿，当然也不能置身于天家宗室与士大夫阶层的对抗之外。
这次攻占广安，从城里搜出了大量的编排历代皇帝的淫书荒书，连朱平槿和老婆也书上有名。
近期罗雨虹在送来的书信中夹了一份小册子，说是秦裔在成都市面上买到的。小册子上一个笔名刑天的人说，蜀王府金银满仓、富甲天下，百姓却所得甚微、生活窘迫。只要尽除藩王宗室，百姓自然富庶，天下自然太平。
罗雨虹在信中道，她有心令秦裔放长线钓大鱼，但是秦裔不听她指挥，让朱平槿自己看着办。因为消息组不能指挥，老婆已经用断了消息组经费的方式来刁难秦裔。她背后的潜台词，朱平槿自然懂得。
不过连老婆这等政治外行都知道街上的流言飞语杀伤力颇大，朱平槿更是明白。他心里已经想好如何加强舆论管控，就待回到成都，便要亲自部署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然而，廖大亨开口便是“胡、蓝下场”，突然使朱平槿意识到，“胡蓝下场”这不仅仅是廖大亨的心结，也是刘之勃、陈其赤、王国臣、舒国平、贺有义、孙洪等原大明官员与士绅的心结。如果不能建立起一套适应时代需求的新的国家治理理念，防止胡、蓝之狱的再度上演，那么他不可能从根子上遏制朱明王朝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溃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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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蓝，自然就是指胡惟庸和蓝玉。
胡惟庸和蓝玉都是开国功臣。胡惟庸是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位丞相，而蓝玉是大将军、凉国公。
洪武十三年，太祖朱元璋以胡惟庸谋反，屠灭其三族、连坐其党羽，诛戮一万五千多人。其后几兴大狱，连文臣中的第一开国功臣太师、韩国公李善长一家七十余口也没能跑掉。胡惟庸案导致三万多人被列入了《奸党录》，布告天下。
洪武二十六年，太祖朱元璋同样以谋反罪名族诛蓝玉。株连蔓引之下，仅列入《逆臣录》的就有一公、十三侯、二伯、两万五千人。
胡蓝之狱后，开国功臣几乎一扫而空。公爵以上得以保全性命的将领，除死于朱元璋身前的徐达、常遇春、李文忠、邓愈四人之外，死于朱元璋身后的仅有沐英和汤和两人！
朱元璋大杀功臣宿将，为大明历史留下了翻不过去的血腥一笔。探究朱元璋大开杀戒的动机，史家大都以为是废丞相、固君权与惩治贪腐不法三样。可是史家忽略了一种可能，便是朱元璋原本便发现，他身边那些举旗造反的将领从来就不是本分老实的好人。他们过去能反元，今日也可反明。不如趁早除去，以安天下。即以恶人打天下，用好人治天下。
还有一点不能不提，就是朱元璋的成长经历和他嫉恶如仇的性格。
经历了元末大起义的风暴，出身贫苦的太祖朱元璋对官员的贪污腐败和肆意妄为那是深恶痛绝，因此纲纪执法素以铁面无私著称。
一个最著名的事例是胡三舍事件。
至正十八年，当时还是红巾军将领的朱元璋刚刚拿下南京（时称集庆），在江南站住脚。这时，大将胡大海的长子胡三舍因为违令酿酒，被朱元璋处死。当时胡大海正率兵与张士诚交战，众臣劝说朱元璋道，您杀了胡大海的长子，万一他阵前反叛怎么办？
朱元璋回答：“宁使胡大海叛我，勿使我法令不行！”
因此，朱元璋以严刑峻法来清肃贪腐、正肃纲纪，主观出发点无疑是好的，一时的效果无疑也是好的，从当时的环境看甚至是必须的。然而他以血腥的屠杀来求治，这种做法却是十分错误的。他在维护法律尊严的同时，也严重地破坏了法制。这印证了一句古老的法律箴言：没有程序正义，就没有实体正义。
或许朱元璋没有想到，他的所作所为给大明三百年的政治生态留下了一份灾难性的遗产：
君权的唯我独尊与君臣间的互相对立。
有明一代，士大夫在皇帝面前如仆如奴，丧失了独立人格。皇帝可随意让家奴在紫禁城内打大臣的屁股，一直打得皮开肉烂、筋骨俱断。
皇帝的权威表面上加强了，但实际上没有任何落下好处：天下之广大之复杂，岂是皇帝一人的精力和能力所能治理的？朱元璋首开特务政治先河，朱棣灭了反对派十族，正德、嘉靖两朝大开廷杖之风，万历皇帝四十年不上朝，天启皇帝重用太监魏忠贤，崇祯皇帝杀大臣如杀狗。朱家历代皇帝对大臣的蔑视和滥杀，导致了大臣对皇家的仇视和报复。
朱元璋在位期间，便有大胆的官员声言：官不聊生！到了正德、嘉靖朝，便有府州一级官员为大明朝的创始人编排各类政治段子。到了万历、天启和崇祯年，关于皇帝私生活的各类绘声绘色的带色小说遍及街肆，甚至有公然指名道姓的。比如关于正德皇帝的巡幸小说，宛如一本大明版的《闹花丛》。
从私生活上下其手只是士大夫阶层的低级反抗形式之一。
高级的反抗形式，一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从理论上直指皇帝为独 夫寡人，论述“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政治理念。喊出这个政治口号的东林-复社集团黄宗羲等人，几乎就差一点要求推翻帝制建立人民共和国了。
二是大臣们为了自己的安全，不再相信皇帝的保证。即便是皇帝白纸黑字颁下的诏书，官员们也不敢奉诏。因为皇帝随时可能对大臣翻脸，叫你干，可是没叫你这么干！为了推卸责任，大臣们任由国事糜烂。因为亡国亡天下，也比亡身亡家亡族来的好些！
作为朱元璋的子孙，身为大明藩王之一的蜀世子朱平槿，当然也不能置身于天家宗室与士大夫阶层的对抗之外。
这次攻占广安，从城里搜出了大量的编排历代皇帝的淫书荒书，连朱平槿和老婆也书上有名。
近期罗雨虹在送来的书信中夹了一份小册子，说是秦裔在成都市面上买到的。小册子上一个笔名刑天的人说，蜀王府金银满仓、富甲天下，百姓却所得甚微、生活窘迫。只要尽除藩王宗室，百姓自然富庶，天下自然太平。
罗雨虹在信中道，她有心令秦裔放长线钓大鱼，但是秦裔不听她指挥，让朱平槿自己看着办。因为消息组不能指挥，老婆已经用断了消息组经费的方式来刁难秦裔。她背后的潜台词，朱平槿自然懂得。
不过连老婆这等政治外行都知道街上的流言飞语杀伤力颇大，朱平槿更是明白。他心里已经想好如何加强舆论管控，就待回到成都，便要亲自部署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然而，廖大亨开口便是“胡、蓝下场”，突然使朱平槿意识到，“胡蓝下场”这不仅仅是廖大亨的心结，也是刘之勃、陈其赤、王国臣、舒国平、贺有义、孙洪等原大明官员与士绅的心结。如果不能建立起一套适应时代需求的新的国家治理理念，防止胡、蓝之狱的再度上演，那么他不可能从根子上遏制朱明王朝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溃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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