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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封古城，作为大宋的东京，中国历史上最繁华、最富裕的王朝首都，曾经给汉民族留下了“靖康之耻”的痛苦回忆。
五百余年之后，这座中原的雄城，再一次赤裸裸暴露在农民起义的兵锋之下。这时他尚不知道，毁灭的命运已经注定。从此以后，他只能沦为中原其他城市的陪衬。
崇祯十三年，在大明朝的历史上，是自然灾害的顶点。
这一年，灾荒几乎遍及全国。河南作为大明朝的腹心地区，成为了灾荒的核心。连续三载的干旱和蝗灾，造成了农业生产的急剧萎缩，许多地方甚至颗粒无收；朝廷的加派和赋税点滴不减，又使这种可怖的萎缩产生了恶性循环。
最后的结果是，即便崇祯十四年的干旱和蝗灾情况有所好转，但是有土无民，依然荒芜。
许多万户之县，死绝者或逃亡者达八千以上，人口损失达到了八成，剩余的两成则要承担十成的税赋（注一）。
这自然是不可能的，于是剩下的两成人口除了举家逃亡，没有其他选择。
河南各县的粮价，有斗米千钱的，有斗米二千七百钱的，还有斗米二千九百钱的。至于河南省的另一主食麦子，贵比大米，斗麦三千左右的县很多。
广大之农村，白日无一人影，夜里则哭号起伏；少数之州府，城关处数万流民，几乎插不下脚；省内几条大道上，到处可见尸骨遗骸。
父食子、妻食父，兄弟朋友乡邻互食者，比比皆是；
路边倒毙一饿殍，转眼间变成白骨一具。
一人不见，定已在锅中；
路人于野，每诱杀充食。
曹操之诗：“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已成为这个时代河南的最贴切写照。
天灾人祸之下，百姓们如不愿全家饿死，要么加入逃荒大军，涌入各个城市；要么奋起反抗，拿起武器成为朝廷口中的“贼”。
当然，那些被生存所逼造反的人可以大致分为两类。一类主要抢朝廷和士绅，用得来的钱粮养活更多的穷苦人；一类主要抢比他们更弱更穷的人。这些人的逻辑是，要么我吃人，要么人吃我。早晚都吃人，不如先下手。
被朝廷称为“闯贼”闯王李自成大抵是前一类人；而在河南省风起云涌的各类杆子、土匪武装，旬日间为万人。他们或者是前者，或者是后者。
……
李自成在潼关南原（注二）大败之后，销声匿迹于商山洛水之间。
大约在崇祯十三年九、十月间，李自成率数百人从商洛入豫，进行他蛰伏之后的第一次试探进攻。这次试探进攻，仅比蜀世子朱平槿穿越大明早了一两月。进攻的巨大胜利让李自成极为惊喜。连破十余寨堡，不仅解决了粮食问题，而且有十余万饥民相随。
可李自成在取得初战胜利之后，依然小心翼翼地重新躲起来，然后看清形势再次出击。这次他与一斗谷、瓦罐子等穷人领袖联合起来，连克鲁山、郏（JIA）县、伊阳、宜阳、永宁（今洛宁县）五州县，将在永宁俘虏的万安王朱采釒轻及地主豪绅带到西关“过堂”，经审讯后处决。
此后，李自成又连克偃师、灵宝、新安、宝丰等县城，扫清了洛阳的外围，为一举攻破洛阳做好了准备。
十四年正月二十一日，李自成取得了一个巨大的胜利：
在兵变官军的接应下，仅一天时间便占领了“九朝古都”洛阳，俘虏福王朱常洵。
史载，福王朱常洵被俘，“色怖，泥首乞命”，但依然没有逃脱被炖煮的命运。
洛阳之战的大胜，让李自成获得了巨大的收益。除了经济上和军事实力上收益，更有政治声望上的收益。从此以后，那些资格老于他，或者与他平辈的造反领袖们，渐渐地以他为尊；而得到好处的灾民穷苦百姓，则齐聚于他的麾下。至于那些地方上的各类武装，则如百川到海一般，纷纷投靠于他。
复出的李自成，以一种令人炫目的姿态重新出现在中原大地上：
他的军队几乎以十天翻一番的速度壮大起来，而且他本人一改以往毁城屠民的做法，不仅留官据守，而且自觉自愿地把自己当作了穷苦百姓的代言人。
为此，他提出了一句著名的口号：“杀一人者如杀我父，淫一人者如淫我母！”。
郑廉在他的见闻录《豫变纪略》中，用生动的文字记录了李自成此后闪电般的崛起，以及他刚刚展现出来的问鼎天下之雄心：
“远近饥民荷旗而应之者，日夜不绝。一呼百万，而其势燎原不可扑。自是而后，所过无坚城，所遇无劲敌，诸将皆望风走。即秉钺者以名节自许，不过以身予敌而已。”
郑廉所描述的情形大致准确，除了一个地方：开封。
……
得知洛阳遭袭之时，倒霉的河南巡抚李仙凤正在黄河以北的怀庆地区追剿地方上的流贼。担心福藩出事的开封守将陈永福连忙出城，率军增援洛阳。可是，谁也没有料到，洛阳雄城竟在一夜之间陷落。
李自成得知开封的官军向洛阳开来，开封空虚，立即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弃洛阳而袭开封。
经过三昼夜的急行军，李自成在二月中旬率三万大军到达开封城下。百余农民军伪装成官军，已经冲到了西门城下。
然而奇袭计划，却被城门附近一场莫名其妙的交通拥堵给破坏了。城门轰然关闭，让... -->>
开封古城，作为大宋的东京，中国历史上最繁华、最富裕的王朝首都，曾经给汉民族留下了“靖康之耻”的痛苦回忆。
五百余年之后，这座中原的雄城，再一次赤裸裸暴露在农民起义的兵锋之下。这时他尚不知道，毁灭的命运已经注定。从此以后，他只能沦为中原其他城市的陪衬。
崇祯十三年，在大明朝的历史上，是自然灾害的顶点。
这一年，灾荒几乎遍及全国。河南作为大明朝的腹心地区，成为了灾荒的核心。连续三载的干旱和蝗灾，造成了农业生产的急剧萎缩，许多地方甚至颗粒无收；朝廷的加派和赋税点滴不减，又使这种可怖的萎缩产生了恶性循环。
最后的结果是，即便崇祯十四年的干旱和蝗灾情况有所好转，但是有土无民，依然荒芜。
许多万户之县，死绝者或逃亡者达八千以上，人口损失达到了八成，剩余的两成则要承担十成的税赋（注一）。
这自然是不可能的，于是剩下的两成人口除了举家逃亡，没有其他选择。
河南各县的粮价，有斗米千钱的，有斗米二千七百钱的，还有斗米二千九百钱的。至于河南省的另一主食麦子，贵比大米，斗麦三千左右的县很多。
广大之农村，白日无一人影，夜里则哭号起伏；少数之州府，城关处数万流民，几乎插不下脚；省内几条大道上，到处可见尸骨遗骸。
父食子、妻食父，兄弟朋友乡邻互食者，比比皆是；
路边倒毙一饿殍，转眼间变成白骨一具。
一人不见，定已在锅中；
路人于野，每诱杀充食。
曹操之诗：“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已成为这个时代河南的最贴切写照。
天灾人祸之下，百姓们如不愿全家饿死，要么加入逃荒大军，涌入各个城市；要么奋起反抗，拿起武器成为朝廷口中的“贼”。
当然，那些被生存所逼造反的人可以大致分为两类。一类主要抢朝廷和士绅，用得来的钱粮养活更多的穷苦人；一类主要抢比他们更弱更穷的人。这些人的逻辑是，要么我吃人，要么人吃我。早晚都吃人，不如先下手。
被朝廷称为“闯贼”闯王李自成大抵是前一类人；而在河南省风起云涌的各类杆子、土匪武装，旬日间为万人。他们或者是前者，或者是后者。
……
李自成在潼关南原（注二）大败之后，销声匿迹于商山洛水之间。
大约在崇祯十三年九、十月间，李自成率数百人从商洛入豫，进行他蛰伏之后的第一次试探进攻。这次试探进攻，仅比蜀世子朱平槿穿越大明早了一两月。进攻的巨大胜利让李自成极为惊喜。连破十余寨堡，不仅解决了粮食问题，而且有十余万饥民相随。
可李自成在取得初战胜利之后，依然小心翼翼地重新躲起来，然后看清形势再次出击。这次他与一斗谷、瓦罐子等穷人领袖联合起来，连克鲁山、郏（JIA）县、伊阳、宜阳、永宁（今洛宁县）五州县，将在永宁俘虏的万安王朱采釒轻及地主豪绅带到西关“过堂”，经审讯后处决。
此后，李自成又连克偃师、灵宝、新安、宝丰等县城，扫清了洛阳的外围，为一举攻破洛阳做好了准备。
十四年正月二十一日，李自成取得了一个巨大的胜利：
在兵变官军的接应下，仅一天时间便占领了“九朝古都”洛阳，俘虏福王朱常洵。
史载，福王朱常洵被俘，“色怖，泥首乞命”，但依然没有逃脱被炖煮的命运。
洛阳之战的大胜，让李自成获得了巨大的收益。除了经济上和军事实力上收益，更有政治声望上的收益。从此以后，那些资格老于他，或者与他平辈的造反领袖们，渐渐地以他为尊；而得到好处的灾民穷苦百姓，则齐聚于他的麾下。至于那些地方上的各类武装，则如百川到海一般，纷纷投靠于他。
复出的李自成，以一种令人炫目的姿态重新出现在中原大地上：
他的军队几乎以十天翻一番的速度壮大起来，而且他本人一改以往毁城屠民的做法，不仅留官据守，而且自觉自愿地把自己当作了穷苦百姓的代言人。
为此，他提出了一句著名的口号：“杀一人者如杀我父，淫一人者如淫我母！”。
郑廉在他的见闻录《豫变纪略》中，用生动的文字记录了李自成此后闪电般的崛起，以及他刚刚展现出来的问鼎天下之雄心：
“远近饥民荷旗而应之者，日夜不绝。一呼百万，而其势燎原不可扑。自是而后，所过无坚城，所遇无劲敌，诸将皆望风走。即秉钺者以名节自许，不过以身予敌而已。”
郑廉所描述的情形大致准确，除了一个地方：开封。
……
得知洛阳遭袭之时，倒霉的河南巡抚李仙凤正在黄河以北的怀庆地区追剿地方上的流贼。担心福藩出事的开封守将陈永福连忙出城，率军增援洛阳。可是，谁也没有料到，洛阳雄城竟在一夜之间陷落。
李自成得知开封的官军向洛阳开来，开封空虚，立即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弃洛阳而袭开封。
经过三昼夜的急行军，李自成在二月中旬率三万大军到达开封城下。百余农民军伪装成官军，已经冲到了西门城下。
然而奇袭计划，却被城门附近一场莫名其妙的交通拥堵给破坏了。城门轰然关闭，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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