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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刘之勃这等刚直朴忠的士大夫，对此也很难得地保持了默认。
但朱平槿作为蜀藩世子，他不能做私盐贩子。
第一是政治上的理由。
在大明官府和民间两个层面，私盐贩子的名声都极臭。黄巢和王仙芝两个大反贼都是盐枭出身；太祖高皇帝朱元璋更是打败私盐贩子张九四（张士诚）才立的国。所以在官方文化里，私盐贩子是仅次于流贼的存在，罪名相当于朱平槿前世的“武装贩毒”。在民间文化里，私盐贩子也与盗贼靠上了边，俗称“盐枭”。也难怪，因为要逃避官府的围追堵截和大明的严刑峻法，所以私盐贩子必须手持利刃；因为小规模贩盐极不经济且不安全，所以私盐贩子经常成群结队。一大群手持利刃的人，当然会忍不住干出一点出格的事情。如果朱平槿利用王府的旗帜武装贩盐，成为四川最大的私盐贩子，短期可能会获得一些经济效益，但当消息普遍传开，那就等于政治上的自杀。四川的官员百姓会对朱平槿敬而远之，而朝廷的官员将有什么激烈的举动，那很难预料。
第二是经济上的理由。
朱平槿的经济目的，是通过食盐专卖，获得长期稳定的税收来源，以便支持他在各地的军事开销。如果朱平槿自己贩卖私盐，破坏了食盐专卖的政策，使百姓心目中产生了食盐廉价的印象，那么将来朱平槿想重新建立食盐专营体系，必定会遭到百姓的强烈反对，所以那是得不偿失的一种愚蠢做法。
洪其惠说的对，欲攫取盐利，必须包揽盐税、严厉遏制走私。打击走私的办法有两个，一个是降低正盐的销售价，使私盐无利可图；二是厉行查禁，增加私盐的违法成本。
降低正盐的销售价，除了降低成本、减少税收、增加产量，还要减少中间环节，降低物流成本。这必然损害到盐业利益链条上众多寄食者。
厉行查禁更难。查禁无非在产、购、销三条路径上下手。“产”就是在井口这个最直接的源头上着手。收税的人在井口坐着，卤水一出来，立即称量征税。但盐井口小隐蔽，跟房前屋后开掘的小煤窑一样，基层组织不健全很难知道；“购”就是允许私人生产，但产品只能卖给专卖机构，专卖机构加税后再卖给私人商贩。这难免会使一些偷偷煎出的私盐流向市场；“销”的事情就多了，四川所有的盐商都要变成官商，私人资本要全面退出私盐销售领域。
攫取盐利，增加产量也是极为重要的。傅崇奇的管家交出的账册文件显示，四川的食盐总产量尚且不足七百万斤（注二），川内人均不足一斤。若加上广泛存在的私盐，实际产量翻一倍也只有人均两斤。难怪朱平槿在崇义庄吃饭，杨大爷为他准备的饭食中，是那么的少盐寡味！要增加产量，只能加大盐井的开凿量。而盐井的开凿，在这个时代那是绝对的顶尖科技，属于高政策门槛、高技术门槛、高资金门槛的三高产业。排除了私人资本的参加，就会将把私人技术一并排除在外。
洪其惠的建议，还只是一个白纸上画的大饼，缺乏具体的操作办法。朱平槿微笑着对洪其惠的建议点头赞许，他心里已经立即决定，先将傅崇奇的管家从牢里要出来。另外从廖大亨处跳槽过来的李师爷，也是一个可用之人。
这时，一个小太监从殿后匆匆进来，将一个红皮本呈给了在宝台左侧负责记录的王府办公厅首席文案程翔凤。程翔凤签收之后，扫了几眼，立即呈报给朱平槿。
红皮本，是塘报，即军事文件。按王府规矩，红皮本那是随到随奏。朱平槿翻开一看，是贺仇寇、田骞和刘三根联名上奏，他们报告，接到监纪同知方尧相随从的急报，方尧相及随从遭到了富顺、荣县的盐商围攻殴打。三人决定，趁机出兵富荣，顺手将路上的内江、隆昌、荣县等地控制起来。事态紧急，机会难得，他们三人不得不边行动边奏报。
目前他们进军极为神速，已经占领了内江、隆昌、荣县等地。去年底献贼分兵肆虐川南，荣县知县孙光烈被献贼虏去，不知所踪；南溪知县朱由援跳城出逃；隆昌知县杭为箕弃城而走。汉阳人秦民汤刚刚到任荣县令，闻王府军到来，他于城门外泪涕直流，长跪拜舞，口称“臣恭迎王师！世子千岁千千岁！”
这时又有一个小太监出现。他禀报，巡抚廖大亨和巡按刘之勃在承运门递本求见。
抚、按同时求见，多半与盐商暴动之事有关。朱平槿暂停了朝会，决定先见了两人再说。
“说曹操曹操到！”朱平槿感叹道，或许这正是包揽盐税的好机会！
注一：据万历四十四年户部尚书李汝华的记载：两淮岁解六十八万有奇，长芦十八万，山东八万，两浙十五万，福建二万，广东二万，云南三万八千，各有奇。以上合计116.8万两。四川、陕西解往边镇的盐课银额，合计约11.2万两。
崇祯皇帝在崇祯三年也想整顿盐业，但很快失败。
所谓“纲盐制”的内涵是：每纲盐引为二十万引，每引折盐三百斤，或银六钱四分，称为“窝本”，另税银三两，公使（运输）银三两（官府白收），共计六两六钱四分，折合盐价约为每斤二十二文。请注意，这只是盐引这种以盐为抵押品的特殊有价证券的官方价格。有网文将其直接认定为官方盐价，大错特错。
注二：没有查到明末四川盐产量的数字，所以响木不负责任的参照了顺治八年的数字。但明末四川的主要盐产地，依然是川东盐泉。清初，四川井盐业迎来了爆发式增长，到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川盐收购量已达5000万斤。明末清初四川人口大减，本省食用绰绰有余。
但上述的“爆发式增长”，是以明末数据为基础，还是以清初数据为基础，是产量迅速恢复还是真正意义上的增产，响木所见的所有史料均含混不清。响木个人倾向于后者。
是刘之勃这等刚直朴忠的士大夫，对此也很难得地保持了默认。
但朱平槿作为蜀藩世子，他不能做私盐贩子。
第一是政治上的理由。
在大明官府和民间两个层面，私盐贩子的名声都极臭。黄巢和王仙芝两个大反贼都是盐枭出身；太祖高皇帝朱元璋更是打败私盐贩子张九四（张士诚）才立的国。所以在官方文化里，私盐贩子是仅次于流贼的存在，罪名相当于朱平槿前世的“武装贩毒”。在民间文化里，私盐贩子也与盗贼靠上了边，俗称“盐枭”。也难怪，因为要逃避官府的围追堵截和大明的严刑峻法，所以私盐贩子必须手持利刃；因为小规模贩盐极不经济且不安全，所以私盐贩子经常成群结队。一大群手持利刃的人，当然会忍不住干出一点出格的事情。如果朱平槿利用王府的旗帜武装贩盐，成为四川最大的私盐贩子，短期可能会获得一些经济效益，但当消息普遍传开，那就等于政治上的自杀。四川的官员百姓会对朱平槿敬而远之，而朝廷的官员将有什么激烈的举动，那很难预料。
第二是经济上的理由。
朱平槿的经济目的，是通过食盐专卖，获得长期稳定的税收来源，以便支持他在各地的军事开销。如果朱平槿自己贩卖私盐，破坏了食盐专卖的政策，使百姓心目中产生了食盐廉价的印象，那么将来朱平槿想重新建立食盐专营体系，必定会遭到百姓的强烈反对，所以那是得不偿失的一种愚蠢做法。
洪其惠说的对，欲攫取盐利，必须包揽盐税、严厉遏制走私。打击走私的办法有两个，一个是降低正盐的销售价，使私盐无利可图；二是厉行查禁，增加私盐的违法成本。
降低正盐的销售价，除了降低成本、减少税收、增加产量，还要减少中间环节，降低物流成本。这必然损害到盐业利益链条上众多寄食者。
厉行查禁更难。查禁无非在产、购、销三条路径上下手。“产”就是在井口这个最直接的源头上着手。收税的人在井口坐着，卤水一出来，立即称量征税。但盐井口小隐蔽，跟房前屋后开掘的小煤窑一样，基层组织不健全很难知道；“购”就是允许私人生产，但产品只能卖给专卖机构，专卖机构加税后再卖给私人商贩。这难免会使一些偷偷煎出的私盐流向市场；“销”的事情就多了，四川所有的盐商都要变成官商，私人资本要全面退出私盐销售领域。
攫取盐利，增加产量也是极为重要的。傅崇奇的管家交出的账册文件显示，四川的食盐总产量尚且不足七百万斤（注二），川内人均不足一斤。若加上广泛存在的私盐，实际产量翻一倍也只有人均两斤。难怪朱平槿在崇义庄吃饭，杨大爷为他准备的饭食中，是那么的少盐寡味！要增加产量，只能加大盐井的开凿量。而盐井的开凿，在这个时代那是绝对的顶尖科技，属于高政策门槛、高技术门槛、高资金门槛的三高产业。排除了私人资本的参加，就会将把私人技术一并排除在外。
洪其惠的建议，还只是一个白纸上画的大饼，缺乏具体的操作办法。朱平槿微笑着对洪其惠的建议点头赞许，他心里已经立即决定，先将傅崇奇的管家从牢里要出来。另外从廖大亨处跳槽过来的李师爷，也是一个可用之人。
这时，一个小太监从殿后匆匆进来，将一个红皮本呈给了在宝台左侧负责记录的王府办公厅首席文案程翔凤。程翔凤签收之后，扫了几眼，立即呈报给朱平槿。
红皮本，是塘报，即军事文件。按王府规矩，红皮本那是随到随奏。朱平槿翻开一看，是贺仇寇、田骞和刘三根联名上奏，他们报告，接到监纪同知方尧相随从的急报，方尧相及随从遭到了富顺、荣县的盐商围攻殴打。三人决定，趁机出兵富荣，顺手将路上的内江、隆昌、荣县等地控制起来。事态紧急，机会难得，他们三人不得不边行动边奏报。
目前他们进军极为神速，已经占领了内江、隆昌、荣县等地。去年底献贼分兵肆虐川南，荣县知县孙光烈被献贼虏去，不知所踪；南溪知县朱由援跳城出逃；隆昌知县杭为箕弃城而走。汉阳人秦民汤刚刚到任荣县令，闻王府军到来，他于城门外泪涕直流，长跪拜舞，口称“臣恭迎王师！世子千岁千千岁！”
这时又有一个小太监出现。他禀报，巡抚廖大亨和巡按刘之勃在承运门递本求见。
抚、按同时求见，多半与盐商暴动之事有关。朱平槿暂停了朝会，决定先见了两人再说。
“说曹操曹操到！”朱平槿感叹道，或许这正是包揽盐税的好机会！
注一：据万历四十四年户部尚书李汝华的记载：两淮岁解六十八万有奇，长芦十八万，山东八万，两浙十五万，福建二万，广东二万，云南三万八千，各有奇。以上合计116.8万两。四川、陕西解往边镇的盐课银额，合计约11.2万两。
崇祯皇帝在崇祯三年也想整顿盐业，但很快失败。
所谓“纲盐制”的内涵是：每纲盐引为二十万引，每引折盐三百斤，或银六钱四分，称为“窝本”，另税银三两，公使（运输）银三两（官府白收），共计六两六钱四分，折合盐价约为每斤二十二文。请注意，这只是盐引这种以盐为抵押品的特殊有价证券的官方价格。有网文将其直接认定为官方盐价，大错特错。
注二：没有查到明末四川盐产量的数字，所以响木不负责任的参照了顺治八年的数字。但明末四川的主要盐产地，依然是川东盐泉。清初，四川井盐业迎来了爆发式增长，到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川盐收购量已达5000万斤。明末清初四川人口大减，本省食用绰绰有余。
但上述的“爆发式增长”，是以明末数据为基础，还是以清初数据为基础，是产量迅速恢复还是真正意义上的增产，响木所见的所有史料均含混不清。响木个人倾向于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