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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朝廷追查的重要对象之一。杨荣当着胡滢和杨四海等人的面说：“目前最要紧的事，得马上派人回京在内阁库房中找到当年宋和的字迹，予以对照真伪。
宋和中过进士，在文渊阁库房（后来的西库）中肯定有存档卷宗，就算他当年的殿试文章原本都应该找得出来。”大明朝本质上是文官治国，各种案牍制度已相当成熟，所以就算过去二十多年的东西也有存档。
连当年太祖时期用玺签发的圣旨政令全都有副本存放。胡滢以为然，出谋划策道：“杨公虽然是内阁阁臣、文渊阁大学士，如果亲自回京，是有权力查文渊阁库房的档案的。
不过要离开行宫，得先面圣才是。咱们谋划的事可以向皇上先行奏报，不过尚未完善之前，可请皇上搁置暂不告诉朝廷大臣”杨荣心里清楚，胡滢提到的“暂不告诉朝廷大臣”中的大臣主要指杨士奇。
为了保密性，杨士奇显然已经被他们排斥在这件事的圈子之外。不过大家哪怕在私下里谈论，也只能通过暗示，不敢直接“诬陷”杨士奇。
因为杨士奇现在还做着内阁首辅。内阁建立于太祖年间，一开始只充当政治顾问的角色，品级低且无实权。但是宣德皇帝登基后，立志逐渐重塑更加合理完善的权力格局，首开阁臣兼任尚书部堂的先例，阁臣的权力自此极大地上升。
明朝无宰相，但内阁阁臣很多时期比宰相权力大历代宰相一般只有决策权。但明朝阁臣既参与制定国家大政的决策，又同时通过掌控六部直接拥有执行权。
（按照传统的三省六部制，中书省决策，尚书省下面的六部执行。明朝太祖初期也有中书省，相当于宰相。）少数几个人既参与决策、又掌握执行程序是什么状况？一句话便是，几个人在皇帝跟前商量一下帝国事务该怎么怎么办，然后散会就可以各自去办了，几乎没人能管到他们。
这也是明朝背上中央集权强化的名声的重要原因之一。所以杨士奇作为宣德皇帝的内阁首辅，是位极人臣的地位，只要他一天在位置上，什么虫虫马马的官僚哪敢轻易说他的好歹？
不过因为杨士奇不幸曾经和湖广大匪湘王交情非浅，明显如今在皇帝和朝臣心中的地位下降。只是因为没有一点证据证明杨士奇和张宁还有关系，宣德帝朱瞻基暂时并不想动杨士奇这样的重要人物。
权力中枢的成员稳定、是一个政权成熟的标志之一，宣德帝深谙其中之道，他不是个胡来的政治家。于此相比，后来的崇祯帝一朝十几年换了五十多个内阁大臣，其糟糕的程度可见一斑。
杨荣等人商量了一番，分工合作。由杨荣亲自去见皇帝，然后赶回京师到文渊阁库房查档，寻找证据。胡滢留在扬州“行在”衙门，负责与锦衣卫南镇抚司保持联络，掌握和谋划此事的进一步发展。
而就在这时，年轻的杨四海再次提出了大胆而具有想象力的假设：“江西谋反的人既然能得到宋和这等人物在左右，必非寻常。建文在武昌。又不可能是张宁的人。那么叛军打着建文太子的旗号就极可能是真的。
我们认为湘王一党和建文及其太子有隙，那建文太子起兵失败后，下官认为正是湘王铲除隐患的一个绝好机会。建文太子去了哪里？或许他是不是已经被湘王密谋害死了？”
因长江以南的无论湘王还是汉王，目前都没有能力布局北渡进取，故朝廷的江防是很不严密的。
江湖从来只能防大军，防不了细作，连绵几千里的大江若是严密控防不知要耗费几许。桃花仙子等一行十余人从武昌出发，轻易渡过了长江，在北面只要行事小心同样困难不大。
同行的还有一个女子是辛未，曾做过内侍省的白衣侍卫。有女子在一起，也方面她们相互照顾，而其他的随从都是从内侍省挑选出来的孔武汉子。
他们事先伪造了能以假乱真的路引印信等物，不过这东西只能权当准备着用于不时之需，平素用不上，毕竟是假的、拿出来也有风险。大明朝法理上是禁止除了一些特定的人之外的子民擅离家乡，所以有路引这种东西的存在。
不过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容易控制，灾荒之年的流民、贩夫走卒、跑江湖的三教九流，哪里有什么官方开据的路引，照样是遍天下乱跑。何况天地方圆，不止一条路可走。如果人少就可以不走官道隘口，而选择较为难行的小路。
便如大别山是大股军队调动的极大障碍，军方只要守关就能防御。不过若是三五成群的旅人，为了避免麻烦翻山越林也是可以的。武昌到扬州一千多里路，一行人马匹备齐轻装上路，不到十天就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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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朝廷追查的重要对象之一。杨荣当着胡滢和杨四海等人的面说：“目前最要紧的事，得马上派人回京在内阁库房中找到当年宋和的字迹，予以对照真伪。
宋和中过进士，在文渊阁库房（后来的西库）中肯定有存档卷宗，就算他当年的殿试文章原本都应该找得出来。”大明朝本质上是文官治国，各种案牍制度已相当成熟，所以就算过去二十多年的东西也有存档。
连当年太祖时期用玺签发的圣旨政令全都有副本存放。胡滢以为然，出谋划策道：“杨公虽然是内阁阁臣、文渊阁大学士，如果亲自回京，是有权力查文渊阁库房的档案的。
不过要离开行宫，得先面圣才是。咱们谋划的事可以向皇上先行奏报，不过尚未完善之前，可请皇上搁置暂不告诉朝廷大臣”杨荣心里清楚，胡滢提到的“暂不告诉朝廷大臣”中的大臣主要指杨士奇。
为了保密性，杨士奇显然已经被他们排斥在这件事的圈子之外。不过大家哪怕在私下里谈论，也只能通过暗示，不敢直接“诬陷”杨士奇。
因为杨士奇现在还做着内阁首辅。内阁建立于太祖年间，一开始只充当政治顾问的角色，品级低且无实权。但是宣德皇帝登基后，立志逐渐重塑更加合理完善的权力格局，首开阁臣兼任尚书部堂的先例，阁臣的权力自此极大地上升。
明朝无宰相，但内阁阁臣很多时期比宰相权力大历代宰相一般只有决策权。但明朝阁臣既参与制定国家大政的决策，又同时通过掌控六部直接拥有执行权。
（按照传统的三省六部制，中书省决策，尚书省下面的六部执行。明朝太祖初期也有中书省，相当于宰相。）少数几个人既参与决策、又掌握执行程序是什么状况？一句话便是，几个人在皇帝跟前商量一下帝国事务该怎么怎么办，然后散会就可以各自去办了，几乎没人能管到他们。
这也是明朝背上中央集权强化的名声的重要原因之一。所以杨士奇作为宣德皇帝的内阁首辅，是位极人臣的地位，只要他一天在位置上，什么虫虫马马的官僚哪敢轻易说他的好歹？
不过因为杨士奇不幸曾经和湖广大匪湘王交情非浅，明显如今在皇帝和朝臣心中的地位下降。只是因为没有一点证据证明杨士奇和张宁还有关系，宣德帝朱瞻基暂时并不想动杨士奇这样的重要人物。
权力中枢的成员稳定、是一个政权成熟的标志之一，宣德帝深谙其中之道，他不是个胡来的政治家。于此相比，后来的崇祯帝一朝十几年换了五十多个内阁大臣，其糟糕的程度可见一斑。
杨荣等人商量了一番，分工合作。由杨荣亲自去见皇帝，然后赶回京师到文渊阁库房查档，寻找证据。胡滢留在扬州“行在”衙门，负责与锦衣卫南镇抚司保持联络，掌握和谋划此事的进一步发展。
而就在这时，年轻的杨四海再次提出了大胆而具有想象力的假设：“江西谋反的人既然能得到宋和这等人物在左右，必非寻常。建文在武昌。又不可能是张宁的人。那么叛军打着建文太子的旗号就极可能是真的。
我们认为湘王一党和建文及其太子有隙，那建文太子起兵失败后，下官认为正是湘王铲除隐患的一个绝好机会。建文太子去了哪里？或许他是不是已经被湘王密谋害死了？”
因长江以南的无论湘王还是汉王，目前都没有能力布局北渡进取，故朝廷的江防是很不严密的。
江湖从来只能防大军，防不了细作，连绵几千里的大江若是严密控防不知要耗费几许。桃花仙子等一行十余人从武昌出发，轻易渡过了长江，在北面只要行事小心同样困难不大。
同行的还有一个女子是辛未，曾做过内侍省的白衣侍卫。有女子在一起，也方面她们相互照顾，而其他的随从都是从内侍省挑选出来的孔武汉子。
他们事先伪造了能以假乱真的路引印信等物，不过这东西只能权当准备着用于不时之需，平素用不上，毕竟是假的、拿出来也有风险。大明朝法理上是禁止除了一些特定的人之外的子民擅离家乡，所以有路引这种东西的存在。
不过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容易控制，灾荒之年的流民、贩夫走卒、跑江湖的三教九流，哪里有什么官方开据的路引，照样是遍天下乱跑。何况天地方圆，不止一条路可走。如果人少就可以不走官道隘口，而选择较为难行的小路。
便如大别山是大股军队调动的极大障碍，军方只要守关就能防御。不过若是三五成群的旅人，为了避免麻烦翻山越林也是可以的。武昌到扬州一千多里路，一行人马匹备齐轻装上路，不到十天就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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