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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工作是坐在办公桌前摆弄电脑里的数据，间或到公司施工的项目一线走一走，而我的公司的大多项目是坐落在我们伟大祖国的山山水水间，项目的工作就是从山上挖一条隧道或是在水上架一座桥。
认识豆豆妈，就是在祖国西南的一座名城，当然不是在城市，而是在名城边上的大山里。不知道豆豆妈叫什么，每个人都叫她豆豆妈，因为她有一个女儿叫豆豆。我们这些家在城市却老在农村跑的人尤其是男人大多喜欢和山里的女人说话，豆豆妈当然不例外。每次我们碰到了喊她：“豆妈——”她便也红着脸答应，她经常是放下手里的活计，摘下头上的帽子。那个城市一年四季都是热热的。从没有过冬天，紫外线相当地强。同事们包括男同事都在脸上抹了一层又一层高倍的防晒霜，估计豆豆妈从来不用，要不她为什么长的那么黑？听有的同事说她和我一般大，但是看起来却比我老得多。认识豆豆妈的时候我二十七岁。
豆妈有孩子，当然就是一个结过婚的女人，尽管我们看不到她和她的老公住在一起。豆妈的女儿豆豆的上面还有一个十岁的哥哥，想来豆妈在十五六岁的时候便嫁了她的男人。她的男人我们大家都认识，是一个壮实的山里人，见人说笑也带着腼腆。
要不怎么说修好一条路造福一代人呢！我以前没有充分理解，但是现在我绝对相信修好一条路能带富一部份人，豆豆妈家就足能证明。豆豆妈的老公天天牵着他家的大黑驴进山，回来的时候驴背上便驮了几捆干柴，来到项目的后方交给我们的伙房。那时候我们在项目上做饭还要用柴，当然也可以用煤，但是不知道是不是领导为了减少党的预算还是故意让山里的人富起来，反正那时候我们用柴做饭。据说豆豆妈的老公承包了项目和和民工的食堂用柴，我们项目上是每月给他五百元，民工多，当然民工的食堂要多得多，估计这是一笔不少的收入，而那柴更是来得容易，靠山便吃山，我觉得基本上不用砍，光是掉下来的树枝便是足了，足以让我们这些行走在山里的城里人吃上饭。豆豆妈不知道哪来的手艺，竟做得一手好豆腐，每天也送给项目和民工的食堂，估计那价格一定比我们在城里时的高出许多，吃不吃都是那东西，能不要高价吗？尽管豆豆妈的豆腐都让大家订了去，但是她做起来相当地用心，因而我们也没有因为先付钱而吃到劣质的东西，看来豆豆妈虽然在山里，却朴实地知道好多城里人也不太会守的诚信。
项目上的生活真是艰苦。便不说好多民工在食堂吃不好饭还要重体力的劳动，大多数人都是离开家离开老婆离开孩子在包工头的带队下走到了异乡。不知道我们到项目多久，便见豆豆妈又开张了一个买卖：小吃部。说是小吃部，也只是用大锅煮点猪头肉，猪脚等等熟食，而地点就是在我们项目到施工一线的路上。于是每到歇工的时候，尤其是晚上便见豆豆妈的小店里是灯火通明，三三两两的民工带着体温的血汗纸在这里吃上一盘肉喝上一瓶廉价的白酒，回到宿舍便也能沉沉地睡去吧？估计睡前一定不会想家。豆豆妈每天都要忙到很晚，我不太相信民工们都是为了吃一口肉喝一口酒便来到她开的小店，好事的城里人总能看见豆豆妈在后半夜的时候还在招呼着她那几个熟客，脸上带着和她年纪不太相近的红。
豆豆妈成了男人嘴里的话题，且是永远不断的绯闻。虽说见了面我还是要和这个同岁的山里女人打个招呼，但是我打心眼里瞧她不起：把自己的笑容甚至是身体又廉价地出售给了一个个外地的民工，我不知道在这个山里女人的字典里有没有自重！说起民工我没有任何不敬，因为自己的亲戚也好几个没有正式工作，沦为民工。在项目的日子里，我常常梦想着能碰到一两个有文化有报负的山里教师，从电视上看到了他们的质朴我发自内心的感动，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或者都可以做一做朋友，也让我能了解一下当地的风情，可能见到了他们的话我不一定能听得懂。对于豆豆妈这个山里的女人我想我永远不可能懂。
我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这事又是怎么让人发现的，在我又一次来到项目的时候发现我们项目上一位质深的电工，一个中年人竟在和豆豆妈私通，听说这个做为我同事的中年男人早和自己远在家里的老婆同床异梦。豆豆妈扔下了老公和儿子，带着十岁的女儿成了我们项目上的随行家属。难道是真的为了爱情，这心才如此地硬？
我相信爱情，一直相信。但是我却怎么也不能承认背信弃义的爱情。就这样的一个山里女人为了认识才一年四处流浪的北方男人，舍了自己的家和孩子，这哪里是爱情？我不喜欢打听别人的隐私，却常常一个人想这豆豆妈一定是图了城里日子的安闲和城里男人的油滑，起码她找的男人就没有她曾经的老公木讷。她到底图什么呢？再见她时我更从心里看不到山里的纯净。
我依然不时地随着公司的项目到祖国的各个地方去。那日我正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前一次又一次摆弄有时候看起来烦人的数据，外面回来的同事老公悄悄地告诉我说：“老z差不点死了呢！”我头也没抬问：“哪个老z”他说：“就是那个电工老z，和豆豆妈的那个。”我想起来了，虽说在一个公司却早已不在一个项目，但是我仍能清楚地回想起他和豆豆妈。我又问：“豆豆妈怎么样？还跟他？”我怀疑的语气不是为了别的，我只想知道我曾经的结论是多么英明。“咋不跟呢，听说人家还拿出自己的一个肾呢，两个人过得好着呢。”我当真是一惊，这女人我还是没有看清，我是不是白白地活过了我三十来年的生命？
风正轻轻在吹进窗户。天渐渐凉了。抬起头望望对面那个还在阳台忙碌的女人，不知道为什么我又想起了她——豆妈。她生活在和我叫做一个名字的城市里，我想她现在一定不再卖豆腐了，却也应该还好吧？
我的工作是坐在办公桌前摆弄电脑里的数据，间或到公司施工的项目一线走一走，而我的公司的大多项目是坐落在我们伟大祖国的山山水水间，项目的工作就是从山上挖一条隧道或是在水上架一座桥。
认识豆豆妈，就是在祖国西南的一座名城，当然不是在城市，而是在名城边上的大山里。不知道豆豆妈叫什么，每个人都叫她豆豆妈，因为她有一个女儿叫豆豆。我们这些家在城市却老在农村跑的人尤其是男人大多喜欢和山里的女人说话，豆豆妈当然不例外。每次我们碰到了喊她：“豆妈——”她便也红着脸答应，她经常是放下手里的活计，摘下头上的帽子。那个城市一年四季都是热热的。从没有过冬天，紫外线相当地强。同事们包括男同事都在脸上抹了一层又一层高倍的防晒霜，估计豆豆妈从来不用，要不她为什么长的那么黑？听有的同事说她和我一般大，但是看起来却比我老得多。认识豆豆妈的时候我二十七岁。
豆妈有孩子，当然就是一个结过婚的女人，尽管我们看不到她和她的老公住在一起。豆妈的女儿豆豆的上面还有一个十岁的哥哥，想来豆妈在十五六岁的时候便嫁了她的男人。她的男人我们大家都认识，是一个壮实的山里人，见人说笑也带着腼腆。
要不怎么说修好一条路造福一代人呢！我以前没有充分理解，但是现在我绝对相信修好一条路能带富一部份人，豆豆妈家就足能证明。豆豆妈的老公天天牵着他家的大黑驴进山，回来的时候驴背上便驮了几捆干柴，来到项目的后方交给我们的伙房。那时候我们在项目上做饭还要用柴，当然也可以用煤，但是不知道是不是领导为了减少党的预算还是故意让山里的人富起来，反正那时候我们用柴做饭。据说豆豆妈的老公承包了项目和和民工的食堂用柴，我们项目上是每月给他五百元，民工多，当然民工的食堂要多得多，估计这是一笔不少的收入，而那柴更是来得容易，靠山便吃山，我觉得基本上不用砍，光是掉下来的树枝便是足了，足以让我们这些行走在山里的城里人吃上饭。豆豆妈不知道哪来的手艺，竟做得一手好豆腐，每天也送给项目和民工的食堂，估计那价格一定比我们在城里时的高出许多，吃不吃都是那东西，能不要高价吗？尽管豆豆妈的豆腐都让大家订了去，但是她做起来相当地用心，因而我们也没有因为先付钱而吃到劣质的东西，看来豆豆妈虽然在山里，却朴实地知道好多城里人也不太会守的诚信。
项目上的生活真是艰苦。便不说好多民工在食堂吃不好饭还要重体力的劳动，大多数人都是离开家离开老婆离开孩子在包工头的带队下走到了异乡。不知道我们到项目多久，便见豆豆妈又开张了一个买卖：小吃部。说是小吃部，也只是用大锅煮点猪头肉，猪脚等等熟食，而地点就是在我们项目到施工一线的路上。于是每到歇工的时候，尤其是晚上便见豆豆妈的小店里是灯火通明，三三两两的民工带着体温的血汗纸在这里吃上一盘肉喝上一瓶廉价的白酒，回到宿舍便也能沉沉地睡去吧？估计睡前一定不会想家。豆豆妈每天都要忙到很晚，我不太相信民工们都是为了吃一口肉喝一口酒便来到她开的小店，好事的城里人总能看见豆豆妈在后半夜的时候还在招呼着她那几个熟客，脸上带着和她年纪不太相近的红。
豆豆妈成了男人嘴里的话题，且是永远不断的绯闻。虽说见了面我还是要和这个同岁的山里女人打个招呼，但是我打心眼里瞧她不起：把自己的笑容甚至是身体又廉价地出售给了一个个外地的民工，我不知道在这个山里女人的字典里有没有自重！说起民工我没有任何不敬，因为自己的亲戚也好几个没有正式工作，沦为民工。在项目的日子里，我常常梦想着能碰到一两个有文化有报负的山里教师，从电视上看到了他们的质朴我发自内心的感动，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或者都可以做一做朋友，也让我能了解一下当地的风情，可能见到了他们的话我不一定能听得懂。对于豆豆妈这个山里的女人我想我永远不可能懂。
我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这事又是怎么让人发现的，在我又一次来到项目的时候发现我们项目上一位质深的电工，一个中年人竟在和豆豆妈私通，听说这个做为我同事的中年男人早和自己远在家里的老婆同床异梦。豆豆妈扔下了老公和儿子，带着十岁的女儿成了我们项目上的随行家属。难道是真的为了爱情，这心才如此地硬？
我相信爱情，一直相信。但是我却怎么也不能承认背信弃义的爱情。就这样的一个山里女人为了认识才一年四处流浪的北方男人，舍了自己的家和孩子，这哪里是爱情？我不喜欢打听别人的隐私，却常常一个人想这豆豆妈一定是图了城里日子的安闲和城里男人的油滑，起码她找的男人就没有她曾经的老公木讷。她到底图什么呢？再见她时我更从心里看不到山里的纯净。
我依然不时地随着公司的项目到祖国的各个地方去。那日我正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前一次又一次摆弄有时候看起来烦人的数据，外面回来的同事老公悄悄地告诉我说：“老z差不点死了呢！”我头也没抬问：“哪个老z”他说：“就是那个电工老z，和豆豆妈的那个。”我想起来了，虽说在一个公司却早已不在一个项目，但是我仍能清楚地回想起他和豆豆妈。我又问：“豆豆妈怎么样？还跟他？”我怀疑的语气不是为了别的，我只想知道我曾经的结论是多么英明。“咋不跟呢，听说人家还拿出自己的一个肾呢，两个人过得好着呢。”我当真是一惊，这女人我还是没有看清，我是不是白白地活过了我三十来年的生命？
风正轻轻在吹进窗户。天渐渐凉了。抬起头望望对面那个还在阳台忙碌的女人，不知道为什么我又想起了她——豆妈。她生活在和我叫做一个名字的城市里，我想她现在一定不再卖豆腐了，却也应该还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