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点击“添加到主屏幕”石膏像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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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小说通过描写两个留学生在美国的一段经历，用娴熟的文字展现出留学生的海外生活处境和作者独到而细致的观察，以及特有的思想，栩栩如生地塑造出鲜明的人物和人物性格，结尾戛然而止，意蕴深长。 “嗨，你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台湾。”
那是一个拥有阳光与海岸的地方。但眼前的这个男生，平凡的身材，平庸的长相，一片灰蒙蒙的穿着，身上没有任何地方给我以阳光与海岸的联想，让习惯了在镁光灯下、变焦镜中看那方水土人物的我不免有一些失望。
初次相识，是被邀作他的模拟听众和提问者。他的博士论文导师是我的导师手下的一个助理教授，两个独立的研究组有着松散的联系。他同他的导师在暑假里去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并做一场研究简报。按照惯例，报告者张贴一张平面海报，向驻足的同行们作数分钟的口述，介绍自己的学术研究的梗概，然后那些感兴趣的听众会留下来和报告者作更多更细节的交流。这应该是他在美国的第一次公开学术报告，虽说不是那种更为正式的十五分钟至半小时长的论文宣读，但也算是他在这个舞台上的首演，为郑重其事，他的导师专门安排了一场排练，我便是那些陪练中的一员。
结果呢，这个研究计量神经学的男生几乎让我们发了“神经”他不仅没有吸收到养育他的那片山水的灵秀，更似乎在这块期冀能够托起他的羽翼的土壤中水土不服。他那几分钟的英语简报，无论从语速还是表情，都像一个生命走到尽头的老人在口述遗言，吐出每一个音节都似要耗尽他最后的气力。当这出拖棚歹戏终于轮到配角登场的时候，早已被临终忏悔折磨得失去了耐心的听众纷纷抛出各自的问题。然后，我们惊讶地发现那弥留的老人在往生之后迅速转世成了一个新生的婴儿。婴儿第一次觉察到自己一样拥有的红唇粉舌在成年人身上可以作如此快速的开阖和搅动，发出如此急促而连续的响声，顿时惊恐地张大了嘴巴，发出支离破碎的“啊啊呀呀”声。
恰巧，那天在场的大多是从大陆来的留学生，包括我。我们操着蹩脚的英文，集体“羞辱”这个憋口的男生，心中洋溢着一扫往日憋屈的畅快。原来，拥有语言优势的感觉，是这么他妈得爽！戏到散场时，他那善良的美国导师看着我们这些爽透了的陪练，委屈地哀叹：“我就他一个学生”
男生的脾气出奇得好，从头到尾，脸上挂着笑，嘴角翘起的弧度变化小到我以为看到了一尊石膏像。后来，我才知道他的年纪长了我们好几岁，足以作我们的学长。学长对着这些不敬的学弟学妹，旁边还坐着他尊敬的导师，脸上依然挂着笑。
不管怎么样，大家算是认识了。我和他总是碰到，因为他工作的机房就在我新搬入的办公室的旁边。他的导师资历浅，研究经费少，能够安排给这个独一无二的宝贝学生的，也只是一间不大的办公室里几张桌子的其中之一而已。他索性闲置了那片属于自己的天地，整日窝在公用的机房里做他的论文。在这一点上，我就幸运得多，在那个被我整日抱怨却掌握着大把经费的美国老头的庇荫下，独占了一整间办公室，享受着这个系里只有教授才有的待遇。
每次碰到他，总是见到弯弯的嘴角，不变的笑脸。真是个石膏像般的男生，我心中嘀咕。石膏像男生蛮好相处，我们很快聊到了一起。
最初谈过几次天之后，我心中便有了一个疑惑。有时和他聊得很顺畅，有时却磕磕绊绊。我说得轻了或急了，他常“啊”的一声，要我重复，我不得不大了声，慢慢讲。他也故意侧转了头，耳朵对着我的嘴巴，仔细听。终于有一次我忍不住好奇，开口问他的听力是不是有问题。他才告诉我小时候右耳的听力受过损，需要佩戴助听器。有时撞见我，恰好没有戴，就听不清我的一些话。解释完了，他从耳中掏出一只小小的、尖头红辣椒似的助听器给我看。小红椒亮着，里面的一颗led一闪一闪的。我的心里也一闪一闪的，疑惑去尽了，其他的感觉又生了出来。男生呢，静静地说，淡淡地笑，只是那嘴角地弧度平平的，比起往日来小了很多，就像石膏像风化久了，裂开了缝。
我终于理解了为什么他在美国住了三年之后英语还是说到让听者痛苦不堪的程度。听力受损者学外语自然比常人要难，而且生理的缺陷恐怕也多多少少影响了他与人交往的意愿与自信。后来，我听到了更多他在美国因为语言不济而经历的辛酸事。他是带着台湾政府提供的三年奖学金来留学的，而数学博士班一般长达五至六年，所以他必须为自己找到至少两年的经济资助来完成学业。在第三年上，他向系里提出希望担任助教。这种经济资助的申请在一般人眼中是很容易的，很多学生宁愿开销导师的研究经费而不愿为系里做这些额外的工作。结果这个十拿九稳的职位因为他和director of graduate study (dgs)的一通谈话而泡了汤。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在第三年快到头的时候，他遇上了如今的导师。这个身高超过190公分看着让人颇有几分震慑感的巨人教授心肠却软得很，很快为他从神经科学系找来了一份奖学金，免除了他不得不打包走人的尴尬境地。“professor s。 a。对我真得很苛刻。”虽然时过境迁，一提到那个dgs，石膏像男生却依然不能释怀。这是第一次听到他愤愤不平的抱怨，我有些诧异地打量他：他的嘴唇依然弯弯的，只是改了往日的方向。
我的心中也涌起一股酸楚。我告诉他，我在美国的第一年，甚至第二年，还是说着结结巴巴的英语，在惊讶、同情、鄙夷、冷漠各种不同的表情中生活。最初的日子里，我会为说了一句流畅的英语让对方毫无障碍的理解而开心上好几个小时，也会为无法让对方明白我的一个简单的问话而烦闷上半天，所以一天里面我的情绪会起起伏伏变化上十几个来回。终于有一天，这个问题不再困扰我，一来是我的英语在缓慢而平稳地提高，更重要的是我懂得了一个道理：如果我说了一句好英文，那我就要尽情的高兴一下，作为对自己的奖励；如果我说了一句烂英文，我就要立刻把这件事忘记，唯有这样，我才能在提升语言能力这条道路上走得更远。我开始同陌生人搭讪，开始在众人面前提问，开始参加美国学生的社团活动我不知道听我说这些往事对石膏像男生的帮助能有多少，但从那以后，我常对着他开洋腔，反正这鸟语在我口中说来也是比中文更缓慢更响亮，他若忘了戴助听器，也还能有更多的时间来反应。从他每次勉强、别扭的神情来看，我知道他未必领我的这份情，只希望他不要以为我怀着炫耀的心理在刻意暴露他的短处，像我们初次想见的时候那样。
不久之后的一个周五，他倒是主动找到我，寻求语言上的帮助。那编者按 小说通过描写两个留学生在美国的一段经历，用娴熟的文字展现出留学生的海外生活处境和作者独到而细致的观察，以及特有的思想，栩栩如生地塑造出鲜明的人物和人物性格，结尾戛然而止，意蕴深长。时正好是他获得神经科学系的奖学金满一年的时候，他被要求做一场研究报告。那帮教授们大概是想看一看一年几万美金到底在培养着一个什么样的学术新星，这着实上他紧张了一下。可能因为是临时通知，时间颇为紧张，也可能是因为上次的那场排练效果太过突出，这次他的导师没有再邀请大伙来一场大规模的预演。男生只是私底下来找我，请我看一看他的幻灯片，听一听他的报告。平心而论，在不长的时间里，这颗学术新星确实将他所在的那片夜空照耀得更明亮了一些，只是他的展示熠熠星光的方式依然让我以手支额，低垂头颅，因为我担心我脸上的表情会让他原本就很脆弱的心理堤防提早崩溃。即便这样，他的堤坝也没有坚持很久，在幻灯片还剩下三分之一的时候，他以一句“这样讲下去真是不行！”的感叹宣告最终的失守。他恢复成平日石膏像的样子，无言地坐在那里，只是脸上失了一贯地笑容，似乎在等待我替他收拾那泛滥开来的洪水。我平静地告诉他，语言如同植被，没有平时一水一肥的呵护和滋养，台风来时绝对抓不牢周围的土壤，吸不住冲刷过的雨水。现在可以做的，只是一遍一遍去砌那难逃劫数的堤坝。虽然每试讲一次，多煎熬一回，但是在站到正式讲台上的时候总归可以多出一丝自信，少去一份慌乱。还有一个我个人的经验，就是在所用的幻灯片上多花些功夫，这好比在溃堤在所难免的情况下预先挖深洪水到处的沟渠河道。我揣摩过听众的心思而后得出了这样的逻辑：当听众发觉无法从你的口中听到清晰悦耳的语言，在彻底放弃之前，还试着会去读你的幻灯片。如果在那里他们能够看到一个明白流畅的起承转合，那么最终还是会有很多人因为可以理解你想要讲述的故事而陪你走完全程；相反，如果依然采用那种美国人惯用的方式，只在幻灯片上写一个简略的提纲和贴一些离散的图表，而将所有的陈述和连接全部归之于语言，那么很可能你的听众因各自的耐性不同而或早或晚地都离你而去。看着他似懂非懂、将信将疑的模样，我焦急地拿过他的幻灯片，一张一张的用中文问他到底想要告诉别人什么，然后把他说的要点用英文措辞后写到上面，同时给每一张加上醒目的标题，明白地指示出整个故事现在演进到了哪一步。当我写完一半幻灯片的时候，他已经可以在我动笔之前自己作出修改。毕竟，这是他的故事，在知晓了我的逻辑之后自然能够更迅速地找到一个更合宜的讲述方式。告别的时候，他说我今天帮了他一个大忙，报告完成之后一定要请我吃饭。“好啊。”我随口答道，心里想着：听到你的第一句话，我的一番辛苦就算没有白费。那天之后，我正好进入非常繁忙的一周。这件事也丢到了脑后，没有去问他那场报告的反响如何，更不会去要他兑现请客的承诺。从匆匆相遇时他又恢复如旧的石膏像般的笑容来看，应该还不差吧，至少，此后他再也没有因为学术演讲上的事来找过我。
相交的时间长了，我越来越发现这个整日里笑脸迎人的男生挺像王尔德笔下的那座王子雕像，快乐的表像之下有着更多不为人知的烦恼。
他的论文题目是计量神经学，简而言之，就是传统数学在神经生物学中的应用。这个交叉领域要求研究者不仅精通应用数学，对神经生物学也要有足够的熟悉。前者难不倒进入这个全美知名的数学研究所的博士生，后者却成了他一时的梦魇。一贯与数字符号打交道的大脑突然被塞进了一大堆诘屈鳌牙的生物描述，其中还掺杂着数十个韦氏字典中都查不到的蛋白质名称，可以想像当时再多的石膏估计也撑不起他下垂的唇角。“不奇怪，不奇怪。一台再精密的电脑，你若给十进制的代码，它照样当机。”我笑着安慰他。不过，他告诉我，他上学期的“实验神经学”总评成绩只有d，不到及格线，在他的苦苦哀求之下，兼对他听力缺陷的照顾，授课教授最后才勉强给了一个i （incomplete“未完成”），好让他今年春天重修一遍，如果再过不了关，下个学年他的神经科学系的那份奖学金就将成问题。听到这里，我不免吃惊。看来，这不是一般的当机，而是死得透透的。我到美国后还没有听说过以擅长应试闻名的中国留学生有担心通不过课程考试的，顶多只是拿个a与b的差别而已。看着我张大得合不拢的嘴，他从书包里掏出一沓论文，摊在我面前，激动地说：“我们上课就是讲这些论文。你看看，通篇全是字，连一个公式都没有。我从高中以后就没再做过任何生物实验了，我真是搞不明白文章里的那些实验描述在讲些什么东西！”我是生物医学工程系的学生，读过几门生物专业课，硕士论文导师也是主攻细胞的，虽然现在的方向转到了理论模型方面，跟上了一个数学系的教授，研读生物论文的能力终归比他一... -->>
编者按 小说通过描写两个留学生在美国的一段经历，用娴熟的文字展现出留学生的海外生活处境和作者独到而细致的观察，以及特有的思想，栩栩如生地塑造出鲜明的人物和人物性格，结尾戛然而止，意蕴深长。 “嗨，你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台湾。”
那是一个拥有阳光与海岸的地方。但眼前的这个男生，平凡的身材，平庸的长相，一片灰蒙蒙的穿着，身上没有任何地方给我以阳光与海岸的联想，让习惯了在镁光灯下、变焦镜中看那方水土人物的我不免有一些失望。
初次相识，是被邀作他的模拟听众和提问者。他的博士论文导师是我的导师手下的一个助理教授，两个独立的研究组有着松散的联系。他同他的导师在暑假里去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并做一场研究简报。按照惯例，报告者张贴一张平面海报，向驻足的同行们作数分钟的口述，介绍自己的学术研究的梗概，然后那些感兴趣的听众会留下来和报告者作更多更细节的交流。这应该是他在美国的第一次公开学术报告，虽说不是那种更为正式的十五分钟至半小时长的论文宣读，但也算是他在这个舞台上的首演，为郑重其事，他的导师专门安排了一场排练，我便是那些陪练中的一员。
结果呢，这个研究计量神经学的男生几乎让我们发了“神经”他不仅没有吸收到养育他的那片山水的灵秀，更似乎在这块期冀能够托起他的羽翼的土壤中水土不服。他那几分钟的英语简报，无论从语速还是表情，都像一个生命走到尽头的老人在口述遗言，吐出每一个音节都似要耗尽他最后的气力。当这出拖棚歹戏终于轮到配角登场的时候，早已被临终忏悔折磨得失去了耐心的听众纷纷抛出各自的问题。然后，我们惊讶地发现那弥留的老人在往生之后迅速转世成了一个新生的婴儿。婴儿第一次觉察到自己一样拥有的红唇粉舌在成年人身上可以作如此快速的开阖和搅动，发出如此急促而连续的响声，顿时惊恐地张大了嘴巴，发出支离破碎的“啊啊呀呀”声。
恰巧，那天在场的大多是从大陆来的留学生，包括我。我们操着蹩脚的英文，集体“羞辱”这个憋口的男生，心中洋溢着一扫往日憋屈的畅快。原来，拥有语言优势的感觉，是这么他妈得爽！戏到散场时，他那善良的美国导师看着我们这些爽透了的陪练，委屈地哀叹：“我就他一个学生”
男生的脾气出奇得好，从头到尾，脸上挂着笑，嘴角翘起的弧度变化小到我以为看到了一尊石膏像。后来，我才知道他的年纪长了我们好几岁，足以作我们的学长。学长对着这些不敬的学弟学妹，旁边还坐着他尊敬的导师，脸上依然挂着笑。
不管怎么样，大家算是认识了。我和他总是碰到，因为他工作的机房就在我新搬入的办公室的旁边。他的导师资历浅，研究经费少，能够安排给这个独一无二的宝贝学生的，也只是一间不大的办公室里几张桌子的其中之一而已。他索性闲置了那片属于自己的天地，整日窝在公用的机房里做他的论文。在这一点上，我就幸运得多，在那个被我整日抱怨却掌握着大把经费的美国老头的庇荫下，独占了一整间办公室，享受着这个系里只有教授才有的待遇。
每次碰到他，总是见到弯弯的嘴角，不变的笑脸。真是个石膏像般的男生，我心中嘀咕。石膏像男生蛮好相处，我们很快聊到了一起。
最初谈过几次天之后，我心中便有了一个疑惑。有时和他聊得很顺畅，有时却磕磕绊绊。我说得轻了或急了，他常“啊”的一声，要我重复，我不得不大了声，慢慢讲。他也故意侧转了头，耳朵对着我的嘴巴，仔细听。终于有一次我忍不住好奇，开口问他的听力是不是有问题。他才告诉我小时候右耳的听力受过损，需要佩戴助听器。有时撞见我，恰好没有戴，就听不清我的一些话。解释完了，他从耳中掏出一只小小的、尖头红辣椒似的助听器给我看。小红椒亮着，里面的一颗led一闪一闪的。我的心里也一闪一闪的，疑惑去尽了，其他的感觉又生了出来。男生呢，静静地说，淡淡地笑，只是那嘴角地弧度平平的，比起往日来小了很多，就像石膏像风化久了，裂开了缝。
我终于理解了为什么他在美国住了三年之后英语还是说到让听者痛苦不堪的程度。听力受损者学外语自然比常人要难，而且生理的缺陷恐怕也多多少少影响了他与人交往的意愿与自信。后来，我听到了更多他在美国因为语言不济而经历的辛酸事。他是带着台湾政府提供的三年奖学金来留学的，而数学博士班一般长达五至六年，所以他必须为自己找到至少两年的经济资助来完成学业。在第三年上，他向系里提出希望担任助教。这种经济资助的申请在一般人眼中是很容易的，很多学生宁愿开销导师的研究经费而不愿为系里做这些额外的工作。结果这个十拿九稳的职位因为他和director of graduate study (dgs)的一通谈话而泡了汤。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在第三年快到头的时候，他遇上了如今的导师。这个身高超过190公分看着让人颇有几分震慑感的巨人教授心肠却软得很，很快为他从神经科学系找来了一份奖学金，免除了他不得不打包走人的尴尬境地。“professor s。 a。对我真得很苛刻。”虽然时过境迁，一提到那个dgs，石膏像男生却依然不能释怀。这是第一次听到他愤愤不平的抱怨，我有些诧异地打量他：他的嘴唇依然弯弯的，只是改了往日的方向。
我的心中也涌起一股酸楚。我告诉他，我在美国的第一年，甚至第二年，还是说着结结巴巴的英语，在惊讶、同情、鄙夷、冷漠各种不同的表情中生活。最初的日子里，我会为说了一句流畅的英语让对方毫无障碍的理解而开心上好几个小时，也会为无法让对方明白我的一个简单的问话而烦闷上半天，所以一天里面我的情绪会起起伏伏变化上十几个来回。终于有一天，这个问题不再困扰我，一来是我的英语在缓慢而平稳地提高，更重要的是我懂得了一个道理：如果我说了一句好英文，那我就要尽情的高兴一下，作为对自己的奖励；如果我说了一句烂英文，我就要立刻把这件事忘记，唯有这样，我才能在提升语言能力这条道路上走得更远。我开始同陌生人搭讪，开始在众人面前提问，开始参加美国学生的社团活动我不知道听我说这些往事对石膏像男生的帮助能有多少，但从那以后，我常对着他开洋腔，反正这鸟语在我口中说来也是比中文更缓慢更响亮，他若忘了戴助听器，也还能有更多的时间来反应。从他每次勉强、别扭的神情来看，我知道他未必领我的这份情，只希望他不要以为我怀着炫耀的心理在刻意暴露他的短处，像我们初次想见的时候那样。
不久之后的一个周五，他倒是主动找到我，寻求语言上的帮助。那编者按 小说通过描写两个留学生在美国的一段经历，用娴熟的文字展现出留学生的海外生活处境和作者独到而细致的观察，以及特有的思想，栩栩如生地塑造出鲜明的人物和人物性格，结尾戛然而止，意蕴深长。时正好是他获得神经科学系的奖学金满一年的时候，他被要求做一场研究报告。那帮教授们大概是想看一看一年几万美金到底在培养着一个什么样的学术新星，这着实上他紧张了一下。可能因为是临时通知，时间颇为紧张，也可能是因为上次的那场排练效果太过突出，这次他的导师没有再邀请大伙来一场大规模的预演。男生只是私底下来找我，请我看一看他的幻灯片，听一听他的报告。平心而论，在不长的时间里，这颗学术新星确实将他所在的那片夜空照耀得更明亮了一些，只是他的展示熠熠星光的方式依然让我以手支额，低垂头颅，因为我担心我脸上的表情会让他原本就很脆弱的心理堤防提早崩溃。即便这样，他的堤坝也没有坚持很久，在幻灯片还剩下三分之一的时候，他以一句“这样讲下去真是不行！”的感叹宣告最终的失守。他恢复成平日石膏像的样子，无言地坐在那里，只是脸上失了一贯地笑容，似乎在等待我替他收拾那泛滥开来的洪水。我平静地告诉他，语言如同植被，没有平时一水一肥的呵护和滋养，台风来时绝对抓不牢周围的土壤，吸不住冲刷过的雨水。现在可以做的，只是一遍一遍去砌那难逃劫数的堤坝。虽然每试讲一次，多煎熬一回，但是在站到正式讲台上的时候总归可以多出一丝自信，少去一份慌乱。还有一个我个人的经验，就是在所用的幻灯片上多花些功夫，这好比在溃堤在所难免的情况下预先挖深洪水到处的沟渠河道。我揣摩过听众的心思而后得出了这样的逻辑：当听众发觉无法从你的口中听到清晰悦耳的语言，在彻底放弃之前，还试着会去读你的幻灯片。如果在那里他们能够看到一个明白流畅的起承转合，那么最终还是会有很多人因为可以理解你想要讲述的故事而陪你走完全程；相反，如果依然采用那种美国人惯用的方式，只在幻灯片上写一个简略的提纲和贴一些离散的图表，而将所有的陈述和连接全部归之于语言，那么很可能你的听众因各自的耐性不同而或早或晚地都离你而去。看着他似懂非懂、将信将疑的模样，我焦急地拿过他的幻灯片，一张一张的用中文问他到底想要告诉别人什么，然后把他说的要点用英文措辞后写到上面，同时给每一张加上醒目的标题，明白地指示出整个故事现在演进到了哪一步。当我写完一半幻灯片的时候，他已经可以在我动笔之前自己作出修改。毕竟，这是他的故事，在知晓了我的逻辑之后自然能够更迅速地找到一个更合宜的讲述方式。告别的时候，他说我今天帮了他一个大忙，报告完成之后一定要请我吃饭。“好啊。”我随口答道，心里想着：听到你的第一句话，我的一番辛苦就算没有白费。那天之后，我正好进入非常繁忙的一周。这件事也丢到了脑后，没有去问他那场报告的反响如何，更不会去要他兑现请客的承诺。从匆匆相遇时他又恢复如旧的石膏像般的笑容来看，应该还不差吧，至少，此后他再也没有因为学术演讲上的事来找过我。
相交的时间长了，我越来越发现这个整日里笑脸迎人的男生挺像王尔德笔下的那座王子雕像，快乐的表像之下有着更多不为人知的烦恼。
他的论文题目是计量神经学，简而言之，就是传统数学在神经生物学中的应用。这个交叉领域要求研究者不仅精通应用数学，对神经生物学也要有足够的熟悉。前者难不倒进入这个全美知名的数学研究所的博士生，后者却成了他一时的梦魇。一贯与数字符号打交道的大脑突然被塞进了一大堆诘屈鳌牙的生物描述，其中还掺杂着数十个韦氏字典中都查不到的蛋白质名称，可以想像当时再多的石膏估计也撑不起他下垂的唇角。“不奇怪，不奇怪。一台再精密的电脑，你若给十进制的代码，它照样当机。”我笑着安慰他。不过，他告诉我，他上学期的“实验神经学”总评成绩只有d，不到及格线，在他的苦苦哀求之下，兼对他听力缺陷的照顾，授课教授最后才勉强给了一个i （incomplete“未完成”），好让他今年春天重修一遍，如果再过不了关，下个学年他的神经科学系的那份奖学金就将成问题。听到这里，我不免吃惊。看来，这不是一般的当机，而是死得透透的。我到美国后还没有听说过以擅长应试闻名的中国留学生有担心通不过课程考试的，顶多只是拿个a与b的差别而已。看着我张大得合不拢的嘴，他从书包里掏出一沓论文，摊在我面前，激动地说：“我们上课就是讲这些论文。你看看，通篇全是字，连一个公式都没有。我从高中以后就没再做过任何生物实验了，我真是搞不明白文章里的那些实验描述在讲些什么东西！”我是生物医学工程系的学生，读过几门生物专业课，硕士论文导师也是主攻细胞的，虽然现在的方向转到了理论模型方面，跟上了一个数学系的教授，研读生物论文的能力终归比他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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