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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非“乐观”和“悲观”所能简单概括。相信全球一体化一定会带来历史上最大的解构，颠覆今日的文明，即使今天世界上的最强者也不例外。经济的重组，必然带来文化的冲击。
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转轨一直处在过程中，旧的运作规则与制度一直为新规则、新制度所调整与代替，而每一次调整与代替都是一次利益重分配，权力与金钱的交易也就一刻都没有停止过。许多有权者或无权者都在调用这种权力的调整谋取财富。经济的转轨最后带来整个文化的转变，在此过程中所造就的一批批富人层便打上了原罪的烙印。比如上海首富周正毅，早先的牟其中，前年的杨斌，仰融都是现成的例子。究其根源，这一现象正如我上篇文章所说的，中国缺少金钱伦理，即孔子理论的核心，缺少“礼”也就是现在所说的道德二字，那么中国人搞市场是不需要诸多的教堂，甚至新教教义来作为某种道德重建之路呢？所幸休谟这样给我们提供了进一步探讨的线索，即德与恶并非完全用理性来发现，也不完全从观念的比较中发现的，休谟在其论德与恶一文中指出“我们借以认识道德的善恶的难解印象只不过那些特别的痛苦或快乐”“德与恶是通过我们纯粹惯观察和思考的一切行为、情绪或品格时所产生的快乐和痛苦来区分的。”
随着全球化的到来，我们又将面临什么样的问题呢？仅仅参照一下美国我们或许可以窥见一斑，局外人看九十年代的美国，看到的是知识经济的兴起、国际竞争力的增强，管制放松成功的典范，克林顿政府也在喋喋不休的夸耀为美国创造了1350年就业机会，但是，美国人民看到的却是社会和生活失去稳定：无情的经济刀斧在工厂发威，伴随而来的则是令人心惊肉跳的裁员以及自尊在瞬间粉粹无遗。九十年代的美国人，绝对比五十年代的同胞拥有得更多，更新奇的物质享受，可是他们却不像以前的人那么自觉有福气，那么安全，那么自信。马克说：“家父28岁的时候，就靠着一份收入，买了一栋全新的三间卧室的房子。现在我们两人有两份收入，却只买得起三间卧室的旧房子。一直到去年，我已经36岁了，才把学生贷款还清。在我这个年纪，家父已经有四个孩子了”
经济全球化过程看来是使富者更富，穷者恒穷。利润的追求使跨国大公司和大商人们有了更多的机会和选择，可以使企业利润迅速扩大化。相对产业工人和中产阶层，选择性却远没有企业家和资本拥有者那么多。过去，美国工会的力量强大，而现在，只要企业主动放出风声，可能移居海外，无论是工人还是工会都得老老实实。
深层的问题还在于，在这种比赛中，绝大多数的人会输，但民主政体注定由多数统治少数。因此，除非民主政体灭亡，由市场统一一切，形成全球经济寡头政治，否则，民主政制就将沦为输家独裁，其结果不仅摧毁全球市场，连过去半个世纪建立起的国际贸易都可能不保。
随着南怀谨重读论语，是一种奇妙的，没有终点的旅程。当人们的生活水准在不断提高时，经济利益和福祉因市场经济而急遽扩大。没有一个国家想要放弃市场，断绝对外贸易，或如老子一般的反对一切可能的前进，但是，当革命可能革到自己头上时，反对全球化的浪潮开始出现，在美国中产阶级那里表现最为明显，人们高呼口号，警告如果任由市场一意孤行，战后资本主义带来的福祉将消失殆尽；连热心拥护全球化的人们都承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身受全球化之害的人会远远多于由此得益的人，由此导致社会分裂。“少数的知识员工与其他广大的员工之间，会出现新的阶级斗争”（管理大师德鲁克），面对此景，在我们还未来得及将文化掮进背包时，新的车轮已经响起，它将使向何处，无从知晓。而1996年参加总统侯选的布坎南则干脆提出“把世界停下来，我要下车”的蛊惑人心的口号，并得到民众欢呼。
，远非“乐观”和“悲观”所能简单概括。相信全球一体化一定会带来历史上最大的解构，颠覆今日的文明，即使今天世界上的最强者也不例外。经济的重组，必然带来文化的冲击。
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转轨一直处在过程中，旧的运作规则与制度一直为新规则、新制度所调整与代替，而每一次调整与代替都是一次利益重分配，权力与金钱的交易也就一刻都没有停止过。许多有权者或无权者都在调用这种权力的调整谋取财富。经济的转轨最后带来整个文化的转变，在此过程中所造就的一批批富人层便打上了原罪的烙印。比如上海首富周正毅，早先的牟其中，前年的杨斌，仰融都是现成的例子。究其根源，这一现象正如我上篇文章所说的，中国缺少金钱伦理，即孔子理论的核心，缺少“礼”也就是现在所说的道德二字，那么中国人搞市场是不需要诸多的教堂，甚至新教教义来作为某种道德重建之路呢？所幸休谟这样给我们提供了进一步探讨的线索，即德与恶并非完全用理性来发现，也不完全从观念的比较中发现的，休谟在其论德与恶一文中指出“我们借以认识道德的善恶的难解印象只不过那些特别的痛苦或快乐”“德与恶是通过我们纯粹惯观察和思考的一切行为、情绪或品格时所产生的快乐和痛苦来区分的。”
随着全球化的到来，我们又将面临什么样的问题呢？仅仅参照一下美国我们或许可以窥见一斑，局外人看九十年代的美国，看到的是知识经济的兴起、国际竞争力的增强，管制放松成功的典范，克林顿政府也在喋喋不休的夸耀为美国创造了1350年就业机会，但是，美国人民看到的却是社会和生活失去稳定：无情的经济刀斧在工厂发威，伴随而来的则是令人心惊肉跳的裁员以及自尊在瞬间粉粹无遗。九十年代的美国人，绝对比五十年代的同胞拥有得更多，更新奇的物质享受，可是他们却不像以前的人那么自觉有福气，那么安全，那么自信。马克说：“家父28岁的时候，就靠着一份收入，买了一栋全新的三间卧室的房子。现在我们两人有两份收入，却只买得起三间卧室的旧房子。一直到去年，我已经36岁了，才把学生贷款还清。在我这个年纪，家父已经有四个孩子了”
经济全球化过程看来是使富者更富，穷者恒穷。利润的追求使跨国大公司和大商人们有了更多的机会和选择，可以使企业利润迅速扩大化。相对产业工人和中产阶层，选择性却远没有企业家和资本拥有者那么多。过去，美国工会的力量强大，而现在，只要企业主动放出风声，可能移居海外，无论是工人还是工会都得老老实实。
深层的问题还在于，在这种比赛中，绝大多数的人会输，但民主政体注定由多数统治少数。因此，除非民主政体灭亡，由市场统一一切，形成全球经济寡头政治，否则，民主政制就将沦为输家独裁，其结果不仅摧毁全球市场，连过去半个世纪建立起的国际贸易都可能不保。
随着南怀谨重读论语，是一种奇妙的，没有终点的旅程。当人们的生活水准在不断提高时，经济利益和福祉因市场经济而急遽扩大。没有一个国家想要放弃市场，断绝对外贸易，或如老子一般的反对一切可能的前进，但是，当革命可能革到自己头上时，反对全球化的浪潮开始出现，在美国中产阶级那里表现最为明显，人们高呼口号，警告如果任由市场一意孤行，战后资本主义带来的福祉将消失殆尽；连热心拥护全球化的人们都承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身受全球化之害的人会远远多于由此得益的人，由此导致社会分裂。“少数的知识员工与其他广大的员工之间，会出现新的阶级斗争”（管理大师德鲁克），面对此景，在我们还未来得及将文化掮进背包时，新的车轮已经响起，它将使向何处，无从知晓。而1996年参加总统侯选的布坎南则干脆提出“把世界停下来，我要下车”的蛊惑人心的口号，并得到民众欢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