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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服色应该崇尚黑色，做事情应该取法水的颜色。如果水气到来，却不知气数已经具备，从而取法于水，那么，气数必将转移到土上去。
天为四时的运行，但并不帮助违背农时的农事。物类相同的就互相召引，气味相同的就互相投合，声音相同的就互相响应。敲击宫音，宫音就随之振动，敲击角音，角音就随之振动。在同样平的地面上溜水，水先向潮湿的地方流，在铺放均匀的柴草上点火，火先向干燥的地方燃烧。山上的云呈现草莽的形状，水上的云呈上鱼鳞的形状，干旱时的云就象燃烧的烟火，阴雨时的云就象荡漾的水波。这些都无不依赖它们赖以生成的东西来显示给人们。所以用龙就能招来雨，凭形体就能找到影子，军队经过的地方，必定生长出荆棘来。祸福的到来，一般人认为是“命”哪里知道祸福到来的缘由。
捣翻鸟巢，毁坏鸟卵，那么凤凰就不会再来，剖开兽腹，吃掉兽胎，那么麒麟就不会再来，弄干池泽来捕鱼，那么龟龙就不会再去。事物同类相从的情况，难以尽述。儿子不会一味受父亲遏制，臣子不会一味受君主遏制。志同道合就在一起，否则就离开。所以君主虽然尊贵，如果把白当成黑，臣子就不能听从，父亲虽然亲近，如果把黑当成白，儿子也不能依顺。
黄帝说：“广大纯厚，是因为遵循了上天的法则，与上天同气的缘故。”所以说同气胜过同义，同义胜过同力，同力胜过同居，同居胜过同名。称帝的人同气，称王的人同义，称霸的人同力，辛劳的君主同存千世，而德行就不厚道了，亡国的君主同名，而德行就低劣了。智慧越是低劣的人，与之相应的就越是低劣，智慧越是精微的人，与之相应的就越是精微。所以凡思虑不可以不精微。精微，是五帝三王之所以成就帝业的原因。事物只要同类，都能互相聚合。所以尧做好事因而所有好事都归到他身上，桀干坏事囡而所有坏事都归到他身上。
商箴上说：“上天降灾祸施吉祥，都有一定的对象。”这是说，祸福是人招致的。所以国家混乱不但但是混乱，又必定会招来外患。国家仅仅混乱未必会灭亡，招致外患就无法保存了。凡是用兵作战，都是用于有利的地方，用于符合道义的地方，攻打混乱的国家就容易使之屈服，敌国屈服，那么进攻的国家就得利，攻打混乱的国家就符合道义，符合道义，那么进攻的国家就荣耀，既荣耀又得利，具有中等才能的君主尚且这样做，何况是贤明的君主呢？所以，割让土地献出宝器，盲辞卑谦屈服于人，不足以制止别国的进攻，只有国家治理得好，才能制止别国的进攻。国家治理好了，那么图利的就不来进攻了，图名的就不来讨伐了。大凡人们进攻讨伐别的国家，不是图利就是图名。如果名利都不能得到，那么国家即使强大，又怎么会发动这种徒劳的攻伐呢？这道理的解释体现在史墨去卫国了解情况回来而赵简子就停止进攻卫国这件事上，赵筒子可取说是懂得该动则动该止则止的道理了。
去尤
世上凭着听闻下结论的人，往往有所局限。往往有所局限，那么凭听闻下的结论必定是谬误的了。受局限的原因很多，其关键必定在于人的有所喜爱和有所憎恶。面向东望的人，看不见西面的墙，朝南看的人，望不见北方。这是因为心意专于一方啊。
有一个丢了斧子的人，猜疑是他邻居的儿子偷的。看他走路的样子，象偷斧子的。看他的眼色，象偷斧子的，听他说话，象偷斧子的；看他的举止神志，没有一样不象偷斧子的。这个人挖坑的时候，找到了他的斧子。过了几天，又看见他邻居的儿子，举止神态，没有一样象愉了斧子的。他邻居的儿于没有改变，他自己却改变了，他改变的原因没有别的，是因为原来有所局限。
邾国的旧法，制作甲裳用帛来连缀。公息忌对邾君说：“不如用丝绳来连缀。大凡甲之所以牢固，是因为甲连缀的缝隙都塞满了。现在甲连缀的缝隙虽然塞满了，可是只能承受应该承受的力的一半。然而用丝绳来连缀就不是这样。只要连缀的缝隙塞满了，就能承受全部应该承受的力了。”邾君以为他说得对，说：“将从哪里得到丝绳呢？”公息忌回答说：“君主使用它，那么人民就会制造它了。”邾君说：“好！”于是下命令，命争有关官吏制作甲一定要用丝绳连缀。公息忌知道自己的主张得到实行了，于是就让他家里人都制造丝绳。有诋毁他的人说。“公息忌之所以想用丝绳，是因为他家制造了很多丝绳。”邾君听了很不高兴，于是又下述命令，命争有关官吏制甲不要用丝绳连缀。这是邾君有所局限！制甲用丝绳违缀如果有好处，公息忌即使大量制造丝绳，有什么害处呢？如果用丝绳连缀没有好处，公息忌即使没有制造丝绳，又有什么益处呢？公息忌制造丝绳或不制造丝绳，都不足以损害公息忌的主张。使用丝绳的本意，不可以不考察清楚啊。
鲁国有个丑陋的人，他的父亲出门看见商咄，回来以后告诉他的邻居说；“商咄不如我儿子。”然而他儿子是极丑陋的，商咄是极漂亮的，他却认为极漂亮的不如极丑陋的，这是被自己的偏爱所局限。所以，知道了漂亮可以被认为是丑陋，丑陋可以被认为是漂亮，然后就能知道什么是漂亮，什么是丑陋了。庄子说：“用纺锤作睹注的内心坦然，用衣带钧作赌注的心里发慌，用黄金作赌注的感到迷惑。他们的赌技是一样的，然而所以感到迷惑，必然是因为对外物有看重的东西。对外物有看重的东西，就会对它亲近，因而内心就会不安详。”那个鲁国人可以说是对外物有看重的东西了。这道理体现在齐国人想得到金子，以及秦国的墨者互相嫉妒上，这些都是因为有所局限啊。
老聃就懂得这个道理，他象直立的木头一样自行其事，这样必然与世俗不合，那么还能有什么能使他内心不安昵？
听言
听到话不可不考察，不考察，那么好和不好就不能分辨。好和不好不能分辨，祸乱没有比达更大的了。夏、商、周三代能分辨好和不好，所以能称王天下。如今世道更加衰微，圣王之道披废弃灭绝。当世的君主尽情寻欢作乐，把钟鼓等乐器造得很大，把台榭园林修得很豪华，因而耗费了人民的钱财，随随便便让人民去送命，来发泄自己的愤怒。年老体弱的人受冻挨饿，强壮有力的人被弄得夭折瘦弱，几乎都落到走投无路的地步，又把死亡和被俘的命运加在他们身上。攻打没有罪的国家以便掠取土地，杀死没有罪的人民以便夺取利益。这样做却想让宗庙平安，让国家不危险，不是很难吗？
假如有人说：“某某人有很多财物，他家房屋的后墙很潮湿，看家的狗死了，这是可以挖墙洞的好机会。”那么一定要责备这个人。如果说：“某某国遇到荒年，它的城墙低矮，它的防守器具很少，可以偷袭并且夺取它。”对这样的人却不责备。这就是不知道类比了。
周书中说：“逝去的不可追回，未来的不可等待，能使世道贤明的，就叫做天子。”所以在今天的社会上，有能分辨好和不好的，他称王天下是不难的。好和不好的关键在于爱，在千利，爱和利作为原则来说是太大了。在海上漂泊的人，漂行一个月，看到象人的东西就很高兴。等到漂行一年，看到曾在中原之国看到过的东西就很高兴丁。这就是离开人越久，想念人就越厉害吧！混乱社会的人民，他们离开圣王也已经很久了，他们希望见到圣王的心情，白天黑夜都不间断。所以那些想为百姓忧虑的贤明君主和杰出人士，不可不在这方面努力啊。
功绩先于名声，事情先于功绩，言论先于事情。不了解事情的实质，怎么能听信言论？不了解内情，怎么能使言论与事实相符？如果不能这样，那么人言与鸟音，是有区别呢，还是没有区别呢？
造父最初向大豆学习的时候，蜂门最初向甘蝇学习的时候，向大豆学习驭术，向甘蝇学习射术，专心不渝，以此作为自己的本质。专心不渝，这是他们所以能学到致远追急的驭术。除暴禁害的射术的原因。大凡人也一定要修养自己的心性，然后才能正确听取别人的议论。不修养自己的心性，也要研习学问。不学习而能正确昕取意见的，从古到令都没有。这道理体现在白圭非难惠子、公孙龙以消除战争劝说燕昭王以及应付秦赵的空洛盟约，孔穿非议公孙龙、翟翦责难惠子制订的法令等方面。这四个人的议论，都包含着充足的理由，对比是不可不认真辫察清楚的。
谨听
从前禹洗一次头要多次握住头发停下来，吃一顿饭要多次站起身来，以便依礼节对待有道之士，弄懂自己所不懂的东西。弄懂了自己所不懂的东西，就能不争外物了。贤主用欢悦平和的态度对待有道之士，使他们各得其所，一切都顺其自然，让他们尽情讲话。亡国之君却与此相反，他们看重自己，轻视别人。轻视别人，那么游说的人就矜持而尽情劝说了。听取意见的人只看重自己，因而就会一无所得。这样，即使享有天下，又有什么益处呢？这实际上就是把昏暗当成光明，把混乱当成安定，把毁坏当成成功，把危险当成安宁。所以商周因此而被灭亡，比干因此而被处死，如此悖乱的事真是举不胜举。
所以，君主的常情是，不会因为有所怀疑犯过错，反而会由于无所怀疑犯过错。不会因为有所不知犯过错，反而会由于有所知而犯过钴。所以，即使是不怀疑的，即使是已经知道的，也一定要用法令加以考察，用度量加以测定，用数术加以验证。这样去做了，那么是非就不会判断错误。举止就没有过错了。尧怎样在天下选取贤人而任用了舜呢？舜怎样在天下选取贤人而任用了禹呢？只是根据耳朵的听闻做出决断罢了。凭耳朵可以决断，是由于复归人的本性的缘故。现在那些昏惑的人，不知道这是复归人的本性，其次是不知道观察五帝三王之所以成就帝业的原因，那又怎么知道自己的世道不好呢？自己怎么知道自身赶不上五帝三王呢？最上等的是无所不知，次一等的是知道自己有所不知。不知就要问，不会就要学。周箴中说：“只要自己对这些问题经常思考，修养道德就不算晚。”勤学好问，这是夏商周三代所以昌盛的原因。不知道却自以为知道，这是各种祸患的根源。
名誉不会凭白无故地树立，功劳不会自然而然地建成，国家不会凭空保存，一定要有贤德之人才行。贤德之人的思想博大而难以知晓，精妙而难以了解。所以看到贤德之人而不恭教，就不能动心。不能动心，那么了解得就不深刻。不能深刻地了解贤德之人所说的话，没有比这更不吉利的了。
君主贤明，世道太平，那么贤德之人就在上位，君主不贤明，世道混乱，那么贤德之人就在下位。现在周王室已经灭亡，天子已经断绝。混乱没有什么比没有天子更太的了。没有天子，那么势力强的就会压倒势力弱的，人多的就会危害人少的，用军队相残杀，不得止息。现在的社会正是这样的情形。所以在如今的社会上，要寻求有道之人，就要到四海边，山谷中，偏远幽静的地方，这样，或许还能得到这样的人。得到了这样的人，那么想要什以不能得到？想做什么不能成功？太公望在滋泉钓鱼，正遭逢纣当天子的时代，所以周文王得到了他因而能称王天下。文王是诸侯，纣是天子。天子失去了太公望，而诸侯却得到了他，这是了解与不了解造成的。那些平平常常的人，不用等了解他们就能役使，不用依礼相待就能使唤。至于有道之人，一定要依礼相待，一定要丁解他们，然后他们的智慧才能才可以充分发挥出来。这道理体现在胜书劝随同登上，周公可以说是能听从劝说了，体现在齐桓公去见小臣稷，魏文侯去见段干木上，他们都可以说是能礼贤下士了。
务本
试看上世古书，禹、汤、文武的辅臣声誉没有不荣耀的，地位没有不安稳的；这是由于他们功劳大的缘故。诗经上说：“阴雨绵绵天气凉，浓云滚滚布天上。好雨落在公田里，一并下在私田上。”禹、汤、文武的辅臣都能凭借有功干公家，从而获得自己的私利。平庸君主的辅臣，他们希望得到名誉地位的心情跟三王的辅臣是相同的，可是他们的名声没有不蒙受耻辱的，他们的地位没有不陷入险境的，这是由于他们没有为公家立功的缘故。他们都忧虑自身不能在国内显贵，却不忧虑自己的君主不能在天下最贵，他们都忧虑自己的家族不能富足，却不忧虑自己的国家领土不能扩大。这就是他们希望得到荣耀反而更加耻辱，希望得到安定反而更加危险的原因。安危荣辱的根本在于君主，君主的根本任于宗庙，宗庙的根本在于人民，人民治理得好坏在于百官。周易说：“按照正常的轨道返回，同而复始，有什幺灾祸！吉利。”这是说只要根本没有变异，一举一动终究会有喜庆。如今世人居官就放纵悖乱，面对钱财就贪得无厌，官位得以接近君主就阿谀奉承，统率军队就软弱怯懦，凭着这些想从君主那里满足奢望，岂不是很难吗？
假如有这样一个人，认为自己从事于会计理财是可耻的，面对钱财就要占为己有，象这样而富足的，除非偷盗，否则无法取得财富。因此，荣华富贵不是自己来的，是靠功劳得来的。如今世人功劳很少而企望很大，这是欺骗。没有功劳而谋求荣华富贵，这是诈取。欺骗、诈取的方法，君子是不采用的。
人们的议论大都说；“君主如果任用我，国家就必定没有祸患。”其实如果真的任用他，未必是这样。对于这些人来说，没什么比使自身贤明更重要的了。如果自己尚且有祸患，任用这样的人冶理国家，怎么能没有祸患呢？自身是自己所能制约的，放弃自己力所能及的事，却去奋力于自己力所不及的事，这就叫悖谬。悖谬的人，不让他们治理国家、管理官吏是合宜的。至于在家侍奉父母，在外结交朋友，是一定可以做到的。如果侍奉父母不孝顺，结交朋友不诚挚，这些都未能敞到，怎么能称赞他呢？所以评论人不要根据他未能做到的评论，而要根据他已能做到的评论，这样就可以知道他尚未能做到的事了。
古代侍奉君主的人，一定先贡献才能，然后才担任官职，一定先省察自己，然后才接受俸禄。君主即使多给俸禄，臣子也不无故接受。大雅中说；“上帝监视着你们，你们不要有贰心。”这说的是忠臣的品行。这个道理体现在郑君问被瞻的主张，薄疑以不要加重赋税回答卫嗣君两件事上。被瞻，薄疑这两位士人，都接近于知道根本。
谕大
从前舜想要包罗古今，虽不能成功，却已经足以成就帝业了，禹想要成就帝业，虽不能成功，却已经足以使异方之俗得到匡正了。汤想要继承禹的事业。虽不能成功，却已经足以使四方荒远之地归服了。周武王想赶上汤的事业，虽不能成功，却已经足以在舟车所通、人迹所至之处称王了，五霸想要继承三王的事业，虽不能成功，却已经足以成为诸侯的盟主了，孔丘、墨翟想要在世上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虽不能成功，却已经足以成就显赫的名声了。他们所追求的远大理想虽不能成功，却已经足以有所成就了。
夏书上说；“天子的功德，广大深远，玄妙神奇，既勇武又文雅。”所以，事业的成功在于做，做的关键在于目标远大。地大了，就有常祥、不庭、歧母、群抵，天翟、不周等高山，山大了，就有虎、豹、熊、猿猴等野兽。水大了，就有蛟龙，鼋、鼍、鳣，鲔等水族。商书上说。“五代的祖庙，可以看到鬼怪。万人的首领，可以产生奇谋。”孔穴中没有池沼，水井中没有大鱼，新林中没有大树。凡是谋划事情取得成功的，必定是着眼于广大、众多、长久，这是确定无疑的。
季子说；“燕雀在一间房屋之下争夺好地方，母鸟哺育着幼鸟，都欢乐自得，自以为很安全了。灶的烟囱裂了，火冒了出来，向上烧着了屋粱，可是燕雀却安然自若，这是为什么呢？是不知道灾祸将要降到自己身上啊。”作臣子的能够避免燕雀那样见识的人太少了。作臣子的，只顾增加他们的爵禄富贵，父子兄弟在一国之中结党营私，欢乐自得，以危害他们的国家。他们离灶上的烟囱很近，可是却始终不知道，他们和燕雀的见识没有什么不同了。所以说“天下大乱了，就没有安定的国家，整个国家都乱了，就没有安定的采邑，整个采邑都乱了，就没有平安的个人。”说的就是这种情况。所以，小的获得安定必定要依赖大的，大的获得安定必定要依赖小的。小和大，贵和贱，彼此互相依赖，然后才能都得到安乐。使贱、小获得安定在于贵、大。这个道理体现在薄疑用成就王业的方法劝说卫嗣君、杜赫用安定天下的方祛劝说周昭文君，以及匡章责难惠子尊齐王为王这些事上。
的服色应该崇尚黑色，做事情应该取法水的颜色。如果水气到来，却不知气数已经具备，从而取法于水，那么，气数必将转移到土上去。
天为四时的运行，但并不帮助违背农时的农事。物类相同的就互相召引，气味相同的就互相投合，声音相同的就互相响应。敲击宫音，宫音就随之振动，敲击角音，角音就随之振动。在同样平的地面上溜水，水先向潮湿的地方流，在铺放均匀的柴草上点火，火先向干燥的地方燃烧。山上的云呈现草莽的形状，水上的云呈上鱼鳞的形状，干旱时的云就象燃烧的烟火，阴雨时的云就象荡漾的水波。这些都无不依赖它们赖以生成的东西来显示给人们。所以用龙就能招来雨，凭形体就能找到影子，军队经过的地方，必定生长出荆棘来。祸福的到来，一般人认为是“命”哪里知道祸福到来的缘由。
捣翻鸟巢，毁坏鸟卵，那么凤凰就不会再来，剖开兽腹，吃掉兽胎，那么麒麟就不会再来，弄干池泽来捕鱼，那么龟龙就不会再去。事物同类相从的情况，难以尽述。儿子不会一味受父亲遏制，臣子不会一味受君主遏制。志同道合就在一起，否则就离开。所以君主虽然尊贵，如果把白当成黑，臣子就不能听从，父亲虽然亲近，如果把黑当成白，儿子也不能依顺。
黄帝说：“广大纯厚，是因为遵循了上天的法则，与上天同气的缘故。”所以说同气胜过同义，同义胜过同力，同力胜过同居，同居胜过同名。称帝的人同气，称王的人同义，称霸的人同力，辛劳的君主同存千世，而德行就不厚道了，亡国的君主同名，而德行就低劣了。智慧越是低劣的人，与之相应的就越是低劣，智慧越是精微的人，与之相应的就越是精微。所以凡思虑不可以不精微。精微，是五帝三王之所以成就帝业的原因。事物只要同类，都能互相聚合。所以尧做好事因而所有好事都归到他身上，桀干坏事囡而所有坏事都归到他身上。
商箴上说：“上天降灾祸施吉祥，都有一定的对象。”这是说，祸福是人招致的。所以国家混乱不但但是混乱，又必定会招来外患。国家仅仅混乱未必会灭亡，招致外患就无法保存了。凡是用兵作战，都是用于有利的地方，用于符合道义的地方，攻打混乱的国家就容易使之屈服，敌国屈服，那么进攻的国家就得利，攻打混乱的国家就符合道义，符合道义，那么进攻的国家就荣耀，既荣耀又得利，具有中等才能的君主尚且这样做，何况是贤明的君主呢？所以，割让土地献出宝器，盲辞卑谦屈服于人，不足以制止别国的进攻，只有国家治理得好，才能制止别国的进攻。国家治理好了，那么图利的就不来进攻了，图名的就不来讨伐了。大凡人们进攻讨伐别的国家，不是图利就是图名。如果名利都不能得到，那么国家即使强大，又怎么会发动这种徒劳的攻伐呢？这道理的解释体现在史墨去卫国了解情况回来而赵简子就停止进攻卫国这件事上，赵筒子可取说是懂得该动则动该止则止的道理了。
去尤
世上凭着听闻下结论的人，往往有所局限。往往有所局限，那么凭听闻下的结论必定是谬误的了。受局限的原因很多，其关键必定在于人的有所喜爱和有所憎恶。面向东望的人，看不见西面的墙，朝南看的人，望不见北方。这是因为心意专于一方啊。
有一个丢了斧子的人，猜疑是他邻居的儿子偷的。看他走路的样子，象偷斧子的。看他的眼色，象偷斧子的，听他说话，象偷斧子的；看他的举止神志，没有一样不象偷斧子的。这个人挖坑的时候，找到了他的斧子。过了几天，又看见他邻居的儿子，举止神态，没有一样象愉了斧子的。他邻居的儿于没有改变，他自己却改变了，他改变的原因没有别的，是因为原来有所局限。
邾国的旧法，制作甲裳用帛来连缀。公息忌对邾君说：“不如用丝绳来连缀。大凡甲之所以牢固，是因为甲连缀的缝隙都塞满了。现在甲连缀的缝隙虽然塞满了，可是只能承受应该承受的力的一半。然而用丝绳来连缀就不是这样。只要连缀的缝隙塞满了，就能承受全部应该承受的力了。”邾君以为他说得对，说：“将从哪里得到丝绳呢？”公息忌回答说：“君主使用它，那么人民就会制造它了。”邾君说：“好！”于是下命令，命争有关官吏制作甲一定要用丝绳连缀。公息忌知道自己的主张得到实行了，于是就让他家里人都制造丝绳。有诋毁他的人说。“公息忌之所以想用丝绳，是因为他家制造了很多丝绳。”邾君听了很不高兴，于是又下述命令，命争有关官吏制甲不要用丝绳连缀。这是邾君有所局限！制甲用丝绳违缀如果有好处，公息忌即使大量制造丝绳，有什么害处呢？如果用丝绳连缀没有好处，公息忌即使没有制造丝绳，又有什么益处呢？公息忌制造丝绳或不制造丝绳，都不足以损害公息忌的主张。使用丝绳的本意，不可以不考察清楚啊。
鲁国有个丑陋的人，他的父亲出门看见商咄，回来以后告诉他的邻居说；“商咄不如我儿子。”然而他儿子是极丑陋的，商咄是极漂亮的，他却认为极漂亮的不如极丑陋的，这是被自己的偏爱所局限。所以，知道了漂亮可以被认为是丑陋，丑陋可以被认为是漂亮，然后就能知道什么是漂亮，什么是丑陋了。庄子说：“用纺锤作睹注的内心坦然，用衣带钧作赌注的心里发慌，用黄金作赌注的感到迷惑。他们的赌技是一样的，然而所以感到迷惑，必然是因为对外物有看重的东西。对外物有看重的东西，就会对它亲近，因而内心就会不安详。”那个鲁国人可以说是对外物有看重的东西了。这道理体现在齐国人想得到金子，以及秦国的墨者互相嫉妒上，这些都是因为有所局限啊。
老聃就懂得这个道理，他象直立的木头一样自行其事，这样必然与世俗不合，那么还能有什么能使他内心不安昵？
听言
听到话不可不考察，不考察，那么好和不好就不能分辨。好和不好不能分辨，祸乱没有比达更大的了。夏、商、周三代能分辨好和不好，所以能称王天下。如今世道更加衰微，圣王之道披废弃灭绝。当世的君主尽情寻欢作乐，把钟鼓等乐器造得很大，把台榭园林修得很豪华，因而耗费了人民的钱财，随随便便让人民去送命，来发泄自己的愤怒。年老体弱的人受冻挨饿，强壮有力的人被弄得夭折瘦弱，几乎都落到走投无路的地步，又把死亡和被俘的命运加在他们身上。攻打没有罪的国家以便掠取土地，杀死没有罪的人民以便夺取利益。这样做却想让宗庙平安，让国家不危险，不是很难吗？
假如有人说：“某某人有很多财物，他家房屋的后墙很潮湿，看家的狗死了，这是可以挖墙洞的好机会。”那么一定要责备这个人。如果说：“某某国遇到荒年，它的城墙低矮，它的防守器具很少，可以偷袭并且夺取它。”对这样的人却不责备。这就是不知道类比了。
周书中说：“逝去的不可追回，未来的不可等待，能使世道贤明的，就叫做天子。”所以在今天的社会上，有能分辨好和不好的，他称王天下是不难的。好和不好的关键在于爱，在千利，爱和利作为原则来说是太大了。在海上漂泊的人，漂行一个月，看到象人的东西就很高兴。等到漂行一年，看到曾在中原之国看到过的东西就很高兴丁。这就是离开人越久，想念人就越厉害吧！混乱社会的人民，他们离开圣王也已经很久了，他们希望见到圣王的心情，白天黑夜都不间断。所以那些想为百姓忧虑的贤明君主和杰出人士，不可不在这方面努力啊。
功绩先于名声，事情先于功绩，言论先于事情。不了解事情的实质，怎么能听信言论？不了解内情，怎么能使言论与事实相符？如果不能这样，那么人言与鸟音，是有区别呢，还是没有区别呢？
造父最初向大豆学习的时候，蜂门最初向甘蝇学习的时候，向大豆学习驭术，向甘蝇学习射术，专心不渝，以此作为自己的本质。专心不渝，这是他们所以能学到致远追急的驭术。除暴禁害的射术的原因。大凡人也一定要修养自己的心性，然后才能正确听取别人的议论。不修养自己的心性，也要研习学问。不学习而能正确昕取意见的，从古到令都没有。这道理体现在白圭非难惠子、公孙龙以消除战争劝说燕昭王以及应付秦赵的空洛盟约，孔穿非议公孙龙、翟翦责难惠子制订的法令等方面。这四个人的议论，都包含着充足的理由，对比是不可不认真辫察清楚的。
谨听
从前禹洗一次头要多次握住头发停下来，吃一顿饭要多次站起身来，以便依礼节对待有道之士，弄懂自己所不懂的东西。弄懂了自己所不懂的东西，就能不争外物了。贤主用欢悦平和的态度对待有道之士，使他们各得其所，一切都顺其自然，让他们尽情讲话。亡国之君却与此相反，他们看重自己，轻视别人。轻视别人，那么游说的人就矜持而尽情劝说了。听取意见的人只看重自己，因而就会一无所得。这样，即使享有天下，又有什么益处呢？这实际上就是把昏暗当成光明，把混乱当成安定，把毁坏当成成功，把危险当成安宁。所以商周因此而被灭亡，比干因此而被处死，如此悖乱的事真是举不胜举。
所以，君主的常情是，不会因为有所怀疑犯过错，反而会由于无所怀疑犯过错。不会因为有所不知犯过错，反而会由于有所知而犯过钴。所以，即使是不怀疑的，即使是已经知道的，也一定要用法令加以考察，用度量加以测定，用数术加以验证。这样去做了，那么是非就不会判断错误。举止就没有过错了。尧怎样在天下选取贤人而任用了舜呢？舜怎样在天下选取贤人而任用了禹呢？只是根据耳朵的听闻做出决断罢了。凭耳朵可以决断，是由于复归人的本性的缘故。现在那些昏惑的人，不知道这是复归人的本性，其次是不知道观察五帝三王之所以成就帝业的原因，那又怎么知道自己的世道不好呢？自己怎么知道自身赶不上五帝三王呢？最上等的是无所不知，次一等的是知道自己有所不知。不知就要问，不会就要学。周箴中说：“只要自己对这些问题经常思考，修养道德就不算晚。”勤学好问，这是夏商周三代所以昌盛的原因。不知道却自以为知道，这是各种祸患的根源。
名誉不会凭白无故地树立，功劳不会自然而然地建成，国家不会凭空保存，一定要有贤德之人才行。贤德之人的思想博大而难以知晓，精妙而难以了解。所以看到贤德之人而不恭教，就不能动心。不能动心，那么了解得就不深刻。不能深刻地了解贤德之人所说的话，没有比这更不吉利的了。
君主贤明，世道太平，那么贤德之人就在上位，君主不贤明，世道混乱，那么贤德之人就在下位。现在周王室已经灭亡，天子已经断绝。混乱没有什么比没有天子更太的了。没有天子，那么势力强的就会压倒势力弱的，人多的就会危害人少的，用军队相残杀，不得止息。现在的社会正是这样的情形。所以在如今的社会上，要寻求有道之人，就要到四海边，山谷中，偏远幽静的地方，这样，或许还能得到这样的人。得到了这样的人，那么想要什以不能得到？想做什么不能成功？太公望在滋泉钓鱼，正遭逢纣当天子的时代，所以周文王得到了他因而能称王天下。文王是诸侯，纣是天子。天子失去了太公望，而诸侯却得到了他，这是了解与不了解造成的。那些平平常常的人，不用等了解他们就能役使，不用依礼相待就能使唤。至于有道之人，一定要依礼相待，一定要丁解他们，然后他们的智慧才能才可以充分发挥出来。这道理体现在胜书劝随同登上，周公可以说是能听从劝说了，体现在齐桓公去见小臣稷，魏文侯去见段干木上，他们都可以说是能礼贤下士了。
务本
试看上世古书，禹、汤、文武的辅臣声誉没有不荣耀的，地位没有不安稳的；这是由于他们功劳大的缘故。诗经上说：“阴雨绵绵天气凉，浓云滚滚布天上。好雨落在公田里，一并下在私田上。”禹、汤、文武的辅臣都能凭借有功干公家，从而获得自己的私利。平庸君主的辅臣，他们希望得到名誉地位的心情跟三王的辅臣是相同的，可是他们的名声没有不蒙受耻辱的，他们的地位没有不陷入险境的，这是由于他们没有为公家立功的缘故。他们都忧虑自身不能在国内显贵，却不忧虑自己的君主不能在天下最贵，他们都忧虑自己的家族不能富足，却不忧虑自己的国家领土不能扩大。这就是他们希望得到荣耀反而更加耻辱，希望得到安定反而更加危险的原因。安危荣辱的根本在于君主，君主的根本任于宗庙，宗庙的根本在于人民，人民治理得好坏在于百官。周易说：“按照正常的轨道返回，同而复始，有什幺灾祸！吉利。”这是说只要根本没有变异，一举一动终究会有喜庆。如今世人居官就放纵悖乱，面对钱财就贪得无厌，官位得以接近君主就阿谀奉承，统率军队就软弱怯懦，凭着这些想从君主那里满足奢望，岂不是很难吗？
假如有这样一个人，认为自己从事于会计理财是可耻的，面对钱财就要占为己有，象这样而富足的，除非偷盗，否则无法取得财富。因此，荣华富贵不是自己来的，是靠功劳得来的。如今世人功劳很少而企望很大，这是欺骗。没有功劳而谋求荣华富贵，这是诈取。欺骗、诈取的方法，君子是不采用的。
人们的议论大都说；“君主如果任用我，国家就必定没有祸患。”其实如果真的任用他，未必是这样。对于这些人来说，没什么比使自身贤明更重要的了。如果自己尚且有祸患，任用这样的人冶理国家，怎么能没有祸患呢？自身是自己所能制约的，放弃自己力所能及的事，却去奋力于自己力所不及的事，这就叫悖谬。悖谬的人，不让他们治理国家、管理官吏是合宜的。至于在家侍奉父母，在外结交朋友，是一定可以做到的。如果侍奉父母不孝顺，结交朋友不诚挚，这些都未能敞到，怎么能称赞他呢？所以评论人不要根据他未能做到的评论，而要根据他已能做到的评论，这样就可以知道他尚未能做到的事了。
古代侍奉君主的人，一定先贡献才能，然后才担任官职，一定先省察自己，然后才接受俸禄。君主即使多给俸禄，臣子也不无故接受。大雅中说；“上帝监视着你们，你们不要有贰心。”这说的是忠臣的品行。这个道理体现在郑君问被瞻的主张，薄疑以不要加重赋税回答卫嗣君两件事上。被瞻，薄疑这两位士人，都接近于知道根本。
谕大
从前舜想要包罗古今，虽不能成功，却已经足以成就帝业了，禹想要成就帝业，虽不能成功，却已经足以使异方之俗得到匡正了。汤想要继承禹的事业。虽不能成功，却已经足以使四方荒远之地归服了。周武王想赶上汤的事业，虽不能成功，却已经足以在舟车所通、人迹所至之处称王了，五霸想要继承三王的事业，虽不能成功，却已经足以成为诸侯的盟主了，孔丘、墨翟想要在世上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虽不能成功，却已经足以成就显赫的名声了。他们所追求的远大理想虽不能成功，却已经足以有所成就了。
夏书上说；“天子的功德，广大深远，玄妙神奇，既勇武又文雅。”所以，事业的成功在于做，做的关键在于目标远大。地大了，就有常祥、不庭、歧母、群抵，天翟、不周等高山，山大了，就有虎、豹、熊、猿猴等野兽。水大了，就有蛟龙，鼋、鼍、鳣，鲔等水族。商书上说。“五代的祖庙，可以看到鬼怪。万人的首领，可以产生奇谋。”孔穴中没有池沼，水井中没有大鱼，新林中没有大树。凡是谋划事情取得成功的，必定是着眼于广大、众多、长久，这是确定无疑的。
季子说；“燕雀在一间房屋之下争夺好地方，母鸟哺育着幼鸟，都欢乐自得，自以为很安全了。灶的烟囱裂了，火冒了出来，向上烧着了屋粱，可是燕雀却安然自若，这是为什么呢？是不知道灾祸将要降到自己身上啊。”作臣子的能够避免燕雀那样见识的人太少了。作臣子的，只顾增加他们的爵禄富贵，父子兄弟在一国之中结党营私，欢乐自得，以危害他们的国家。他们离灶上的烟囱很近，可是却始终不知道，他们和燕雀的见识没有什么不同了。所以说“天下大乱了，就没有安定的国家，整个国家都乱了，就没有安定的采邑，整个采邑都乱了，就没有平安的个人。”说的就是这种情况。所以，小的获得安定必定要依赖大的，大的获得安定必定要依赖小的。小和大，贵和贱，彼此互相依赖，然后才能都得到安乐。使贱、小获得安定在于贵、大。这个道理体现在薄疑用成就王业的方法劝说卫嗣君、杜赫用安定天下的方祛劝说周昭文君，以及匡章责难惠子尊齐王为王这些事上。